任竹晞在2018年接手了一批学生,他们被语文、数学、外语老师一致停课。按通常标准,这些孩子已经被划入“不想学习”的范畴。但她看到的不是一群没有想法的学生,而是一群被环境先放弃的人。
有个不愿写字的孩子,用扭扭棒做出了一只精良的恐龙模型。垫底班的学生轮流互教各自擅长的科目,几周内成绩提升了60%,说起学习时“突然充满激情”。任竹晞由此意识到,所谓差生,很大程度上是被评价方式定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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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表为什么没人买账
带着这个判断,她在北京创办了“一出学社”,接收12到20岁不想上学或对学习充满困惑的青少年。起初,她精心设计了一份课程表,结果无人买账。孩子们正独自面对18岁未成年的焦虑、网络霸凌、人际内耗,这些难题全都不在课程表里。
她转而邀请学生共创课程表。于是出现了“玩弄感情”这样的课,孩子们讨论与父母的关系、要不要初中毕业证、如何保护手机隐私、如何设计游戏世界观。一个休学的孩子从“怎么跟好朋友坦白”出发,最终决定还是去拿初中毕业证,并开始雷打不动地学习。
兴趣被掐断的那一刻
爱玩游戏的学生在打游戏过程中研究游戏设计,查阅历史、政治、军事、科技资料。想做手机隐私保护的学生开始学编程和英语。但当大人听到这些话题,第一反应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孩子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感兴趣的事不能叫学习,我就是不适合学习的人。
任竹晞认为,孩子的自发兴趣本身就是学习动力,成年人的“别想没用的”才是掐断动力的一刻。学习首先需要打破对学习的预设,生成自己的定义。
微小细节里的自主性
支持自主学习的往往不是宏大设计,而是环境中的微小细节。报名表第一个问题是“你希望我们怎么称呼你”,多数孩子主动选了一个不同于真实姓名的称呼。导师方案改为DIY后,孩子提出自己做导师、宠物做导师、每周约见不同老师等方案。一旦从细节中看见他们的自主意识,他们就会把老师视为可自主调配的资源。
成人还要帮孩子看到更大的社会视角。通过讨论母婴室、性别刻板印象、疫情三年的社交隔离,学生“学不好就是我不努力”的单一归因被打开。老师在便利店制止喧哗,让一个原本游离的孩子说出“老师你好勇啊”。一个回校学生给校长写信反映不合理现象,即便后来石沉大海,他仍认为“至少我知道了我是没有错的”。
任竹晞把学习重新定义为回应困扰、探索自我与世界的载体。正是在功利主义和优绩主义的赛跑中,学习被逐渐窄化成获得分数、获得排名的手段。那些最先提出不想学习的孩子,恰恰是最先提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学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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