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15德国选择党大获全胜，72岁默克尔公开表态，中方仅简短表态

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迎来关键议会选举，最终结果引发全国震动。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强势领跑，在总共83个议席中一举斩获39席，历史性跃升为该州第一大政治力量。

隶属于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收获17.2%选民支持，折算为15个席位，相较上届暴跌近20个百分点，创下该党在该州建制以来最黯淡的选举纪录。

本次投票率达77.8%，刷新两德统一后地方选举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从未参与投票的民众首次走进投票站，被长期边缘化的群体正以集体行动，向传统主流政坛发出不容忽视的警示信号。

近期落幕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再度将德国东部发展困境推至舆论中心——德国选择党凭借43.8%的支持率稳坐头把交椅，其得票数几乎是执政党基民盟的2.5倍。

外界多将其解读为“情绪性表态”，但这场选举实则是东西德统一三十五载以来结构性失衡持续发酵的集中映射：

东部地区在产业活力、就业岗位、基础设施更新等方面长期滞后于西部，人口外流与年龄结构老化同步加剧，绝大多数东部居民仍深切感知：所谓“统一”，尚未真正抵达生活现实。

此次投票结果，正是数十年累积的失落感、疏离感与无力感的一次总释放。柏林墙虽已倾塌35年，可横亘在东西部之间的经济断层线，至今仍未弥合。

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991年东德经济产出仅为西德的43%，历经三十余年政策扶持，到2023年才提升至西德水平的82%，仍有约18个百分点的绝对落差。

收入鸿沟更为直观——2023年东西部全职雇员月均税前薪资相差达824欧元；而在萨安州，这一差距扩大至20%以上，使其成为全德人均净收入最低、财政自给能力最弱的联邦州。

更令当地民众心寒的是，德国本土排名前40的上市公司无一将总部设于东部，核心决策权、高附加值岗位及战略性资源几乎全部集聚于莱茵河以西。

比经济指标更刺痛人心的，是人口持续流失所引发的社会肌体萎缩：两德合并以来，原东德区域已有逾210万人迁往西部定居，其中七成以上为25至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

萨安州25至40岁人口占比已由统一初期的28%骤降至当前的19%，老龄化程度居全德之首，养老负担与公共服务压力同步攀升。

青年人才持续抽离直接导致本地企业招工难、扩产难，投资意愿低迷又进一步削弱地方财政造血功能，税收缩水反过来拖累教育、医疗与交通等基础服务供给，形成难以逆转的负向螺旋。

不少东部乡镇出现商铺连片歇业、中小学校批量撤并、公交线路逐年缩减的现象，居民普遍弥漫着一种“被时代列车甩下”的苍凉感。而更深层的心理创伤在于，许多东部人始终认为，1990年的统一并非平等融合，而是制度、资本与话语权的单向覆盖。

统一启动阶段，东德原有国企悉数移交托管局管理，并在后续私有化进程中，绝大多数被西德大型集团整体并购，实质演变为西部母公司的加工基地与成本中心，核心技术研发、高管任命及利润分配均牢牢掌握在西部总部手中。

尽管联邦政府连续征收“团结税”超三十年，名义资金规模庞大，但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流向却始终呈现鲜明的“东资西移”特征。

真金白银投入不少，但东部民众并未同步获得发展获得感与身份认同感，反而日益强化一种“次级公民”的自我定位——政策倾斜未换来尊严对等，投入增长反衬出地位落差。

德国联邦政府2023年发布的《国家统一现状评估报告》亦坦承：统一三十三年后，东西部在社会心理、价值取向与国家认同层面的分野依然显著，两地民众对“何为德国”的理解存在系统性差异。

这种深层裂痕最终在选票上具象化——基民盟、社民党等建制派政党轮替执政三十余载，却始终未能破解东部振兴的根本命题。

尤其近两年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叠加通胀高企，本就脆弱的东部经济承受更大冲击，普通家庭日常开支大幅攀升，生活确定性持续滑坡。

与此同时，主流政党在移民政策、能源转型路径等议题上的表述愈发脱离基层生存逻辑，执着于抽象理念输出，致使东部民众强烈感知：柏林的政治精英既不了解他们的生计压力，也无意回应其真实关切。

越来越多选民转向德国选择党，已远非一时激愤的权宜之选。

该党深耕东部十余年间，始终锚定民生痛点构建话语体系：主张下调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社保费率、重启煤电与核电保障基础电价稳定、设立专项基金扶持本土制造业回流、收紧移民审批以强化社区治安治理。

这些主张摒弃空泛修辞，直指就业、电费、治安、饭碗等具体焦虑点，对大量东部选民而言，未必全盘接受其全部纲领，但确信传统政党已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投下这一票，至少能让沉默多年的声音穿透柏林的政策回音壁。

萨安州选举震荡波，亦折射出默茨联邦政府日益加深的治理赤字——当前中央政府公信力遭遇广泛质疑，民意支持度持续探底。

默茨本人在德国主要政治人物中的公众认可度长期处于末位。经济维度上，德国近年增长动能明显衰减，是G7集团中唯一曾陷入技术性衰退的主要工业国。

自2019年起，全国制造业岗位净减少34万个，仅汽车产业链裁员即超12.3万人；物价持续攀升而实际收入停滞不前，民生压力指数不断刷新历史高位。

在对华政策领域，默茨政府机械追随美方战略节奏，立场反复摇摆严重损害本国产业利益。

一方面高调推行“去风险”框架，密集出台针对中国市场的出口管制清单；另一方面又仓促安排高层访华行程，试图修复经贸关系。此前德国外长原定访华计划临行前突然取消，被国内主流媒体定性为“外交信任崩塌事件”。

中国已连续15年稳居德国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突破2500亿欧元大关。德国汽车制造、高端机械装备、精细化工等支柱产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规模支撑与技术协同。

当联邦政府将地缘博弈凌驾于产业现实之上，最终承担代价的，是德国本土企业订单流失、工人失业风险上升以及家庭消费能力萎缩——这已成为驱动东部选民抛弃建制派的关键动因之一。

更值得警惕的是，内阁内部在对华关系、对俄立场、能源安全等重大议题上分歧公开化、常态化，部门间协调机制几近失灵，政策执行效能持续走低。

面对政坛剧震，已退休多年的前总理默克尔罕见打破沉默，称萨安州选举标志着“联邦德国战后政治秩序的根本性转折”，并坦言自己“内心充满沉重悲恸”。

早在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默克尔就曾坦言：“东西部真正融合可能需要五十年甚至更久。”然而即便在其执政黄金期，也未能撼动结构性沉疴；如今退居幕后，其发声更多承载情感共鸣，却难转化为实质性破局动力。

更具症结性的是，整个建制派阵营至今仍未启动深度反思——仍将选择党简单标签化为“极端势力”，固守所谓“民主防火墙”拒绝任何接触可能，却回避追问：为何数百万民众宁可拥抱争议选项，也不愿再信任既有政治方案？这种悬浮于现实之上的应对逻辑，只会加速助推右翼政治力量的主流化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选择党赢得选举后迅速展现出对华务实姿态。该党萨安州州长提名人西格蒙德明确表示：“从长远发展视角看，德国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中国的市场、技术与合作空间。”

事实上，该党早于2024年党代会即提出“中国非敌非友，实为不可替代的关键合作伙伴”新定位，清醒认知德国工业体系与中国供应链的深度互嵌关系，更意识到东部重振亟需拓展包括对华在内的多元务实合作通道。

针对此次地方选举及中德关系走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9月7日例行记者会上作出清晰回应：“德国地方议会选举属于德国内政，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关于中德关系，中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致力于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短短两段表态，既严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亦传递出中方对双边关系稳定性与建设性的坚定承诺。

眼下萨安州正深陷组阁困局：选择党虽获39席，距法定单独组阁门槛（42席）仅差3席，但其余所有政党均公开声明拒绝与其展开任何形式的联合谈判。

而反对阵营合计席位同样为39席，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州议会面临无法产生有效多数政府的宪政危机，不排除启动新一轮提前选举的可能性。

归根结底，德国政坛此次剧烈震荡的底层逻辑，源于统一三十五年来始终未能消解的东西部发展落差。物理形态的柏林墙早已化为尘土，但横亘于经济数据、社会心态与制度信任之间的无形高墙，仍在持续阻隔国家认同的完整建构。

倘若主流政党继续沉溺于意识形态正确性表演，回避东部民众对公平就业、体面收入、优质公共服务与平等国民身份的正当诉求，那么右翼政治力量的扩张就绝非孤立事件，更不会止步于萨安州或东部其他联邦州。

真正的国家凝聚力，从来不由华丽宣言铸就，而取决于能否让每一寸国土上的居民都享有发展的机会、尊严的生活与被倾听的权利。这条通往和解与共荣的道路，德国，仍在跋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