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竹蜻蜓,几乎把徐志摩的一生都照亮了,也照疼了。
浙江硖石徐家老宅里,周岁孩子被抱到盘前。盘里有笔,有钱,有小玩意儿。大人盼他抓笔,盼他读书成名;也有人盼他抓算盘,守住家业。
偏偏那只小手伸过去,抓住了竹蜻蜓。
它轻,能飞,落下来也快。
这话放在徐志摩身上,后劲太足。
徐志摩原名章垿,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五日生在浙江海宁。徐家是当地富户,父亲徐申如做实业、办金融,家里不缺供他读书的钱。
他一路从杭州一中,到沪江大学、北大,又去美国、英国读书。到剑桥以后,河岸、草地、钟声和英文诗,把这个中国青年身上的旧壳子,一层层剥开。
他开始写诗。
他也开始追着“爱”和“自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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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得太急。
一九一五年,他和张幼仪结婚。那是父母安排的婚事。往后他去了海外,见到林徽因,心一下子飞出去,婚姻便成了他急着挣脱的绳。
离婚之后,林徽因没有成为他的妻子。
他没有说话。
后来他遇见陆小曼。一个有妇之夫,一个有夫之妇,两个人顶着亲友反对走到一起。婚礼办了,生活却没按诗句走。钱、病、分居、争执,一样样摆在桌上。
竹蜻蜓飞起来好看,落下来也只是一根小木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那时中国民航刚起步,航线少,风险也大。
他要去北平,重要缘由之一,是听林徽因在协和礼堂讲中国建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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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济南附近遇雾失事。
三十四岁的徐志摩,就停在了那一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这句诗后来被无数人念起。可念到最后,仍绕不开那个周岁盘前的影子:一个孩子抓住会飞的小玩具,大人笑了,命运却没有笑。
抓周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它真能算命,而在后人总爱回头找证据。
钱钟书的证据,是一本书。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钱钟书生在无锡。周岁那天,家里摆了抓周盘,他抓起一本书。
父亲钱基博看见这个动作,给他正式取名“钟书”。
钟,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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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就是书。
这个名字像钉子一样,钉住了他一辈子。
少年时的钱钟书未必一开始就显出“天才样”。他也贪看小说,也挨过父亲责打。可进了清华以后,他读书的劲头露出来了。
他曾有“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
往后,《围城》写出来了,《谈艺录》写出来了,《管锥编》也写出来了。别人读书是翻页,他读书像钻井,一层一层往下打。
旅途中,旁人看风景,他看字典。
他还说过一句极有钱钟书味道的话:“字典是旅途的良伴。”
周岁盘前那本书,到了这里,已经不像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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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样抓到“文具”的人,路子并不一样。
邵洵美一九〇六年生,出身煊赫。祖上有高官,母系又连着盛宣怀家族。这样的人家摆抓周盘,红帽子、金镯子、小喇叭,样样有好彩头。
他偏偏去拿笔。
后来他改名洵美,留学英国、法国,回国后写诗、译书、办刊物、办出版社。新月书店、《金屋》《新月》《诗刊》《论语》,这些名字都和他有过关系。
笔在他手里,不只写诗。
还印书,办杂志,接通一群文人的来往。
这支笔很忙。
叶选宁的那支笔,又是另一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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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九三八年生人。后来学无线电电子工程,人生开头并没有奔着书法去。可一场事故改变了他的身体。
右臂不能用了。
人到中年,再拿笔,已经不是孩子抓周时的轻巧动作。他用左手练字,悬腕、悬肘,一笔一画重新来。
很多年后,“叶选宁习字展”展出。展厅墙上挂着他的字,笔画沉着,行气开张。
一岁时抓的是笔,后来真正把笔握稳的,却是那只重新练出来的左手。
这不是一句“命里注定”能说完的事。
杨步伟抓到的东西更冷门。
她一八八九年生在南京,周岁时抓了一把尺。尺子不像书那样风雅,也不像金锭那样惹眼,它直,硬,刻着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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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后来走的路,也真有“分寸”二字。
十九岁,她自己退婚。后来去日本学医,一九一九年拿到医学博士,回国后办女子医院。她看病,要量体温,要看脉搏,要判断轻重缓急。
那把尺,像从周岁盘里一直跟到了诊室。
她和赵元任结婚后,又写《一个女人的自传》《赵家杂记》。她写自己,话不绕弯。赵元任评价她的文字,说那个时代缺少一种直截了当的文字,来写她这样直截了当的人。
尺子量身体,也量性格。
张爱玲的周岁盘上,则闪过一点金光。
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张爱玲生在上海。她出身旧式大家庭,童年却并不安稳。父母离异,家中冷暖,她很早就看见了。
她后来在《小团圆》里写到类似抓周的记忆:笔、胭脂、棉花、小金锭,都在孩子眼前。她先碰了别的,最后抓住小金锭不肯放。
这个细节太张爱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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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然是作家。十九岁以后,她在上海成名,《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接连出来,稿费、版税、市场,她都看得明白。
她写男女,也写钱。
在她的小说里,钱很少只是钱。它是房门钥匙,是饭桌座位,是一个女人能不能挺直腰的底气。
所以小金锭到了她手里,并不俗。
那是一块冷硬的现实。
抓周原本只是周岁礼。故宫关于“抓周”的解释很简单:小儿周岁那天,以盘盛纸笔等物,让孩子任意抓取,借此测试将来志趣。
一个孩子哪里懂志趣。
懂的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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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把盼望摆进盘里,把恐惧也摆进盘里。孩子伸手一抓,全家就有了可说一辈子的故事。
徐志摩抓竹蜻蜓,后来飞向天空;钱钟书抓书,后来埋进书堆;杨步伟抓尺,后来学医立身;张爱玲抓金锭,后来在文字里写透钱与人心。
命是不是早定了,没人能断。
能看见的是:周岁那只小手抓住的东西,常常不是答案,只是后人回望时,放在命运门口的一盏灯。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济南附近雾重,徐志摩乘坐的飞机没有抵达北平;多年以后,人们再说那只竹蜻蜓,仿佛还能看见它从周岁盘上旋起,又在半空里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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