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极目新闻通讯员 张益游
正值开学季，恰逢教师节，当我们把目光聚焦现代校园，回望教育来时路，“私塾”这个存续数千年的老名词，已经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它并非单一固化的符号，在不同时代里，既承载着民间求知的渴望，也裹挟着旧时代的文化烙印。
私塾并非某一朝突然出现的制度，是古代私学发展演化而来的民间教育形式。
《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史记四十七记载了弟子三千，聪颖智慧者七十二 湖北省档案馆藏
早在春秋时期，官府垄断教育的“学在官府”格局瓦解，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便是早期私学的代表。不过此时多为士人收徒讲学，规模松散，还不是后世意义上的私塾。
汉代私学兴盛，出现了乡里民间的蒙学，专门教授孩童识字、诵读，被称作“书馆”，这可以视作私塾的雏形。魏晋南北朝官学时兴时废，民间私学承担了大量基层教化。
王充《论衡・自纪篇》（卷三十）记述汉室私塾的雏形--书馆
到唐宋，科举制度推动民间读书需求高涨，面向普通幼童、设于乡里、由塾师坐馆授徒的私塾形态正式成熟。有钱人家可请老师到家设馆，叫“家塾”；宗族出资办学为“族塾”；乡民凑钱聘师叫“村塾”；塾师自己开馆招生则是“门馆”，几种形式都属于私塾范畴。
1936年8月27日《求是报》刊发“崇孔与私塾”
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私塾遍布城乡，成为古代基层最主要的启蒙教育场所。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子弟的识字、蒙书教育，都依靠私塾完成。但私塾没有统一建制，没有官方编制，教学质量完全取决于塾师水平，教学内容多以四书、蒙学读物为主。
到近代新式学堂兴起之后，私塾就不断面临改良、存废的争论，正如1936年《求是报》《崇孔与私塾》一文记录的社会讨论；新中国初期，又根据乡村现实情况对私塾采取过渡性的接纳与改造政策。
1950年4月，教育部提出允许没有学校的地方适当保留私塾 湖北省档案馆藏
1936年《求是报》刊发《崇孔与私塾》一文，就点出当年社会围绕尊孔思潮与私塾存废的讨论。彼时部分私塾依附崇孔复古风气，固守旧式读经模式，和新式学堂的理念产生冲突，社会各界对私塾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时光推移到解放之初，历经战火，广大乡村公办学校缺口巨大，很多偏远乡村孩子无处读书。1950年4月，湖北南漳县一位公民致信教育部，请求放宽当地私塾的禁令。湖北省档案馆留存下这桩珍贵的教育往事。面对现实困境，教育部并未简单一刀切取缔私塾，而是作出务实答复：在公办学校暂时无法覆盖的地区，允许私塾作为正式学校教育的补充继续开办，但政府必须加强领导与管理。
这一政策，不是对旧式私塾的全盘接纳，而是兼顾乡村孩童识字求学的现实需求。当时的改造方向十分明确：私塾需要登记备案，革新教材教法，摒弃封建糟粕，逐步向新式教育靠拢，最终融入人民教育体系。
私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曾是旧时底层百姓为数不多的求知渠道，但也存在教法陈旧、内容守旧等局限。从被复古思潮裹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审慎引导改造，私塾的起落，折射出中国基础教育艰难的现代化转型。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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