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12月，北京解放军总医院，84岁的黄克诚病重住院。面对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这位身经战阵、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将军，却反复交代一件事：能不用的药，就不要用；能不增加的开支，就不要增加。
这不是临终前一时的固执。黄克诚一生对“公私”二字分得很清楚。战争年代，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和平时期，他又把国家财力看得极重。对他来说，职务越高，越不能把组织提供的条件当成个人享受。
张爱萍得知消息后，专程到医院探望老战友。看到黄克诚拒绝使用较好的药物，他急得当面劝说：“你这样做，组织上怎么办？这不是给组织添麻烦吗？”黄克诚仍坚持只接受普通治疗。经过反复劝说，他才有所松动，但对特殊照顾依旧拒绝。
有意思的是，黄克诚并非不懂医疗条件的重要性。他只是习惯了在物资紧张的时候先想到部队、想到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和军费都十分紧张，他主持后勤工作时，曾根据实际情况压缩部分开支，甚至调整一些兵种和军区的经费安排。
这种做法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利益。陈锡联、肖劲光等军队领导干部对此曾有不同意见，但黄克诚没有因为关系和压力而改变原则。他认为，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承受能力，不能只讲需要，不讲实际。毛泽东曾评价说，由黄克诚抓后勤，自己是放心的。
他敢于坚持，并不是到了庐山会议才突然表现出来。1931年，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期间，许多人因形势紧张而保持沉默，黄克诚却对明显的错误做法提出反对，并尽力保护受到牵连的同志。那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严重后果，他甚至因此险些被处置。
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彭德怀提出对“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批评后，会议气氛迅速变化，批评彭德怀的声音越来越集中。黄克诚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在小组讨论中指出，彭德怀所谈的问题有值得重视之处。
这句话听起来并不复杂，分量却很重。黄克诚清楚，公开支持彭德怀可能使自己受到牵连，但他仍没有把政治上的安全放在事实判断之前。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为这份坚持付出了代价。可在他看来，是否说真话，不能只看个人得失。
生活中的黄克诚同样如此。他给家人定下规矩，不许动用公车办理私事，也不许工作人员替家里人跑腿。为了防止孩子形成特殊意识，唐棣华甚至没有很早告诉孩子父亲的具体职务。孩子们只知道父亲很忙，却未必知道“总参谋长”“大将”意味着什么。
房屋年久失修、雨天漏水时，工作人员曾用脸盆接雨，并建议彻底翻修。得知需要较大费用后，黄克诚没有批准。小儿子黄晴结婚时，有人提议用小汽车接送新娘，也被他拒绝，最后，黄晴骑自行车把新娘接回家，婚礼办得十分简朴。
类似的细节还有不少。老家干部送来茶油，他按原价付款，并批评对方不该送礼；孙子探望时打破茶杯，他也从工资中补偿。有人觉得这些事情太小，黄克诚却认为，特权往往就是从“小事可以通融”开始的。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病逝。临终前，他向唐棣华交代，丧事要从简，不要给国家增加额外负担。唐棣华了解丈夫的性格，含泪答应下来。她知道，这不是一句场面话，而是黄克诚几十年不曾改变的生活准则。
追悼会悼词形成后，唐棣华认真看了一遍。当她看到其中“突出贡献”四个字时，停了下来。她对工作人员说：“把‘突出’两个字删掉吧，还是尊重他的意思。”在她看来，黄克诚一生不图名、不逐利，不会愿意在身后突出个人。
工作人员一度表示需要请示中央。唐棣华没有改变想法。她删去的不是对黄克诚功绩的肯定，而是觉得“突出”二字与丈夫一贯的处世方式不合。军队和国家对他的评价自有公论，个人不必再为自己增添一层修饰。
1987年1月7日，黄克诚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到场送行，杨尚昆宣读悼词。悼词中对黄克诚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的评价，记录了他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际表现。唐棣华删去的两个字，则留在了那份悼词背后的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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