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上海，病中的鲁迅接受《救亡情报》访员访问。谈到中国的文字问题时，他说出一句极为尖锐的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话后来常被单独摘出，仿佛鲁迅是在否定汉字和中华文化。其实，放回当时的语境，意思并没有那么简单。
鲁迅紧接着解释：“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他的矛头，指向的不是汉字作为文化符号的全部价值，而是旧时代文字教育的高门槛，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壁垒。
在鲁迅看来，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够读书、写文章、处理公文，那么文字就不只是交流工具，还会变成权力工具。普通百姓看不懂告示，读不了契约，也无法直接接触新思想，只能依赖读书人转述。这样的社会，谈不上真正广泛的启蒙。
这也是“识字”在旧中国格外重要的原因。会写几行字，便可能替乡里写信、立据，甚至谋得一份文书差事；不会识字的人，则容易在官府、商人和地主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文字的难学，和教育资源的稀缺叠加在一起，使文化始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孔乙己》里的细节，恰好说明了这种尴尬。孔乙己反复炫耀“回”字有几种写法，并不是单纯卖弄学问。他把识字当成区别于“短衣帮”的凭据，哪怕穷困潦倒，也不肯放下读书人的架子。
“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这句辩解听起来可笑，背后却有一种身份焦虑。孔乙己没有真正掌握谋生本领，只剩下几句古文和一点文字知识，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普通人。鲁迅借他写的，正是文字教育脱离生活后所制造的畸形人物。
鲁迅的激烈主张，也并非孤立出现。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界普遍把“文字难学”与民众蒙昧、思想闭塞联系起来。钱玄同曾提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陈独秀也发表过批评汉字的言论。
他们的思路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既然旧思想借助古文和经学维持影响，那就从文字入手，切断旧文化的传播渠道。钱玄同甚至长期关注汉字注音和文字改造，希望让普通人更容易掌握书写工具。
这种主张今天看来过于彻底，但在军阀混战、教育落后、文盲众多的年代，确实有现实刺激。面对一份普通百姓看不懂的公文，有人会问：“既然文字是给人用的，为什么学起来比当官还难？”旁人或许只能回答：“因为历来就是这么教的。”而鲁迅恰恰不接受这个答案。
“历来如此”在他那里，从来不是合理的证明。汉字的形体、音韵和典籍传统固然有价值，但旧式教育把识字和科举、仕途、身份紧紧捆在一起，使文字成为少数人的专利。鲁迅批判的，正是这种制度和文化结构。
不过，废除汉字并没有成为现实。原因也很清楚：汉字承载的不只是古书，还有行政秩序、历史记忆和民众日常生活。彻底割断它，社会成本极高，文化传承也会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后来走出的道路，是改革而非彻底摧毁。白话文逐渐取代艰深的文言文，汉字经历简化，拼音方案也得到推广，识字教育则向广大民众展开。文字仍然保留，但学习门槛被不断降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简化字方案陆续推行；二简字曾在一段时期试行，后来因字形混乱等问题停止使用。
这条道路，其实回应了鲁迅最关心的问题：不是汉字一定要消失，而是不能让大多数人永远被挡在文化门外。汉字可以保留，旧式的文字特权却必须被打破。
所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是一句带有强烈警醒意味的时代判断，不是对中华文明的简单否定。鲁迅担忧的，是文字继续艰深，教育继续封闭，普通人继续无法接触知识。把这句话单独当成废除汉字的宣言，便失去了它原本的锋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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