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中国的第一本书

一、精神自觉与书籍的诞生[1]

当我们在询问不同文明、文化和语言中的“第一本书”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指向决不仅仅是要获得关于书籍史的知识，而是通过这样的提问来考察某种文明、文化的历史及其思想的表达形态。

《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

这里讨论的早期书籍是所谓的“典籍”，也就是中国传统文献学所说的“古书”。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曰：“籍者，古书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谓之文籍。因史所书，谓之史籍。可以为常，故曰典籍。”[2]文字、作者和内容产生了典籍。

在任何文明、文化及其语言中，即便存在作为历史遗留物的“第一本书”，可能都不是真正的“第一本书”，就如阿诺尔德•豪泽尔说的那样：“荷马史诗是现存的用希腊语创作的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绝不能视之为最古老的希腊诗歌。”[3]

而现存中国古代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如《尚书》《诗经》等，也是经过漫长时期搜集编纂的文本。

所以，寻求书籍的始祖鸟或许是一件没完没了的考古工作，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早期书籍遗留物的语言、思想、书写形态和物质形态看到人类保存记忆的不同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对后世的规定性。所以，这个问题最终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的一个精神史意义上的、关于人类普遍历史起源和目标的“整体观念”，叫做“轴心时代”或“轴心期”（Axial Period）。[4]

他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

中国的诸子百家、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巴勒斯坦的先知、希腊的贤哲，“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5]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这一时代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发生了所谓“哲学的突破”[6]，

总之，“轴心时代”就是人类的精神自觉和自我意识形成的时代，因此也是人类“第一本书”诞生的时代，因为“意识的传递，可信的著作和研究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要素。”[7]

中国“轴心时代”的特点在于继承性而不是突破性，即将过去的延续作为现实意义与价值的根据。

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期的中国文明的继承人，在古老的文明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往昔。他们代代相传，连续不断；他们没有生活在新时代的感觉。”[8]

帕森斯也认为中国的突破是最温和的，“传统体现在古典文献的集结之中，它自身被系统化、教条化了，而产生了一个关于宇宙秩序、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完整概念。”[9]

尽管西方学者的评论更多地是印象化的，但是中国有关“古典文献”的叙事确实是将“轴心时代”以前的典籍作为经典，而代表传统的“道”是通过书籍及其编纂或阐释者传递的。

《简明中国古代书籍史》

《论语·八佾》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0]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分判“九流”皆出于“王官”，[11]认为诸子的思想都是古代职官文化传统的分析与流衍，所以，如果将孔子作为中国进入“轴心期”的标志性人物，那么他和诸子们的“突破”就在于自觉地继承和阐释古代的文明。

因而中国学界在讨论“轴心期”文明时，认为中国还存在一个以西周礼乐文明为代表的“前轴心”时代，[12]就书籍文化而言，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得以继承延续的重要保障。[13]

总而言之，中国最早的文化典籍大多以古代礼乐典章和政治文书的选本形态诞生于世，此后才开始了诸子百家个体思想创发与书写的时代，而他们也要假托古代的圣王作为立言的根据。

二、何为“第一本书”

中国古代书籍的流传方式有两种，一是地上的，所谓传世文献。早期的书籍，即所谓的周秦两汉的“古书”大多经过了时间的淘洗，成为中国甚至东亚的经典，但是他们大都以近世的书籍形态流传至今，即镂版印刷的书，已经是工业化的产品。

二是地下的，所谓出土文献，从西汉发现孔壁藏书、西晋发现战国汲冢竹书、直到当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等，早期书籍的物质形态与书写形态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即《墨子》中所说的“书于竹帛”。

《全球书籍史》

如果将上述两类文献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在物质与书写的形态差异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第一，我们在出土文献中看到了大量的佚书。

它们丰富了人们对早期书籍世界的认知，也印证了传世文献如《左传》《国语》中记录大量书籍和现象，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故志》《训典》《瞽史记》等等，如果加上中国早期书籍的第一个目录《汉书·艺文志》（《七略别录》）的记载，可以发现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早期佚籍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出土的竹帛文献。

这个大量的佚书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亡佚的原因是什么？文献学的研究只能将其归之于上古茫昧而不可考知，或是归罪于秦始皇焚书之类的书籍史劫难，也就是说，必须等待偶然出现的证据才能找到具体的原因，提供实证性的答案。

《什么是书籍史》

但是解释学告诉我们，书籍是人类记忆的流传物。加达默尔告诉我们：

文字流传物并不是某个过去世界的残留物，它们总是超越这个世界而进入到它们陈述的意义领域。正是词语的理想性（Idealität）使一切语言性的东西超越了其他以往残存物所具有的那种有限的和暂时的规定性。因此，流传物的承载者决不是那种作为以往时代证据的手书，而是记忆的持续。正是通过记忆的持续，流传物才成为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并使它所传介的内容直接地表达出来。[14]

因为书籍承载的是人类的记忆，因此从其诞生开始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

但是，记忆自身也是有规定性的，所以加达默尔同时告诉我们，人类的“记忆力必定是被造就而成的，因为记忆力根本不是对一切事物的记忆。人们对有些东西有记忆，对另一些东西则没有记忆，而且人们总是像从记忆中忘却一些东西一样在记忆中保存了另一些东西。”

“遗忘实际上属于记忆和回忆”[15]，因此，从思想史的立场看，书籍的存亡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大量的佚书不仅和传世文献共同构成了早期的书籍世界，而且构成了传世文献得以传世的前提与条件，所以，当一种文献出土之际，应该为之欢呼的不仅仅是文献学家，还有思想史家，因为出土文献只是为前者提供了偶然性的实证，却为后者提供了必然性的实证——告诉我们传世文献之所以能够传世的秘密和信息。

第二，我们在出土文献中看到了传世经典的早期形态，比如《周易》《诗经》《尚书》《礼记》《老子》的早期文本，它们深化了人们对早期经典生产方式的认知。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论集》

文献学早就发现，中国的早期经典“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16]而且“多单篇别行”，[17]甚至是互见或连类的，即“同载此事而其义则各异”或“文虽从同，用意各异”。[18]

出土文献印证了古书“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的生产方式，[19]即不断地记录、选择、编纂的过程，而不是如后人想像的由一个作者撰写的创作行为。

这个书写传统或许受制于早期中国的书写制度，即书写权力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史官作册制度，所谓的“史载笔，士载言”，[20]载笔之史记录的内容皆是所谓的“王言”，[21]将过去“王言”汇集起来，便是“先王之教”、[22]“先王之法志”之类的典籍，[23]这不仅说明中国早期书籍诞生于政治与礼乐行为，而且说明编纂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解与解释的行为。

至于孔子删定六经，清儒分别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富有启发的创见。章学诚认为“六艺非孔子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24]如此，六经来源于政府职官机构编纂的典籍；而皮锡瑞则一方面认为“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国语》）”；但又强调“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因为这些古代的典籍只有经过孔子之手才可以称之为“经”（《经学历史》），[25]如此，圣人高超的理解与解释行为，而不是政府职官文档的编纂行为，才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决定因素。

《经学历史》

这两种说法，其实分别揭示了早期经典产生的历史性和逻辑性。因此，早期的书籍、包括早期经典的产生方式，也为思想史提供了必然性的实证。

上述两个现象界定了中国的 “第一本书”只是一个代名词，是对早期书籍世界及其产生时代的抽象概括，它指代的内容包括复数意义上的早期书籍、动词意义上的生产过程。

但我们不能停止于此，必须凭借这个代词进一步讨论关于“第一本书”的观念，也就是古代中国书籍文化意识的发生，或者说思想史上的“第一本书”。

三、“第一本书”的观念

中国古代关于书的定义很多，就字义而言，“书”就是书写文字，记录事物。

战国时儒家《易传·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26]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曰：“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27]

在“第一本书”的世界里，“书”这个字与“志”“记”等都是记录性的文献或典籍的名称。比如“《诗》、《书》，义之府也。”[28]“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而戒惧焉。”[29]此外还有《夏书》《周书》《郑书》、《周志》《礼制》《军志》《前志》《瞽史记》，等等。

《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

这些早期的典籍经过经典化，特别是《诗》《书》进入了周代贵族君子的教育制度，“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30]于是“书”也成为后来儒家六经中《尚书》的专名，甚至被视为经典的总称，《史记·礼书》索隐曰：“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31]但这些叙述或定义当中，都没有出现“第一本书”的观念。

那么，“第一本书”的观念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这样的观念只能随着有关宇宙与文明开辟的古史观念、也就是所谓的“哲学的突破”一道发生，而中国的“轴心时代”，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正是新的天道观和古史观有体系的建构时代，新的天道观和历史观是合一的，其逻辑是“道家和阴阳气化的新宇宙论”即由阴阳五行构成的宇宙万物，[32]传统文化信仰中的祖先、鬼神的世界渐渐退出。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而此际古史观的建构，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仍是最具启发性的卓见。正是在这个时代，儒家在为《易经》所作的《易传》中，出现了称得上是“第一本书”的观念意识，实现了书籍文化的“哲学的突破”。

首先，《易传》中出现了将《易经》与宇宙的根源——“道”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这标志着书籍文化中具备了宇宙意识，也标志着书籍文化的自我意识或是文化自觉。《系辞下》曰：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33]

道的运动、终始和无所不在的普遍性，是体现在作为书籍的《易》之中的。

马王堆出土《易传》中的《要》篇也有一段近似的精彩论述：

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极之，变以备其情者也，故谓之《易》。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生之，而《诗》、《书》、《礼》、《乐》不□百篇，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群毕者，此之谓也。[34]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由于《易》贯通天地人三道，因此能够以一驭众，以简驭繁。

众所周知，中国的早期书籍在汉代得到了系统的整理，中国书籍史的观念体系也因此建构。《汉书·艺文志》中，将五经配合儒家的五常道德，定义他们的教化功能：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首，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始终也。[35]

仁为乐、义为《诗》、礼为礼、智为《书》、信为《春秋》，《易》则是根源性和形而上的道，六经的典籍构成就是道德化的宇宙体系，因此也就成为自然与文化的根据。

其次，《易传》中还建构了人类书籍诞生的古史观。《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36]《系辞下》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7]“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38]

《十三经注疏》

在这个上古史的叙事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图书”的概念，作为人类书籍的先天形式和诞生根据。

伏羲氏是人类的始祖，也是古史中第一个圣王，他效法天地万物，创造了图象符号（八卦），这套符号又启发后世的圣人创造各种文明成果，特别是文字（书契）的创造受到了八卦中“夬卦”的启发。

所以，《易》这部书中的卦象受到自然图像（《河图》、《洛书》）的启发，而后世的文字和书籍又受到卦象的启发。

于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出现了完整的书籍古史的叙事，体现在《六艺略》各经的《小序》之中：

《易》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

《书》曰：“诗言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古之王者世有史官……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故与左丘明观史记（作《春秋》）。[39]

中华书局版《汉书》

《易》是一部经过伏羲、周文王、孔子三位圣人创造、书写、阐释的经典，这个过程贯穿了宇宙和人文开辟以来的历史。

《易》中有《河图》与《洛书》的记载，因此《易》的八卦起于《河图》，《书》则起《洛书》；《书》有《诗》言志，故后世有采诗之制；《易》有制礼，故后世有礼制文质损益之用；《易》有作乐，故历代皆有乐；而《春秋》与《尚书》同为史籍，孔子选择其作为继承传统的事业。

总之，礼、乐发生于《易》；《诗》《春秋》发生于《书》；《易》与《书》成为经典发生的主轴，于是从《易》到《春秋》构成了一个原始要终思想逻辑，《易》《书》《诗》礼、乐、《春秋》按照这个机制逐一产生，其中贯穿首圣圣相传的历史过程。

六经具有的内在生发机制，正是道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形式。《汉书·律历志》中将《易》与《书》的起源阐发为天人相参的过程，成为文化的发生论：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天不仅以自然物象启示圣人，还以图像与文字传授圣人，图像为八卦，文字为《洪范》，后者为五行，编造这个故事的背后，是《易》中的阴阳思想与《尚书•洪范》中的五行思想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六经中的古史观与宇宙观是合而为一的，正如帕森斯所云：“产生了一个关于宇宙秩序、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完整概念。”

《周易溯源》，李学勤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1月版。

正因为有了“第一本书”的观念，中国经学的文化逻辑才得以展开，关于中国早期书籍史的叙事与观念也被建构成更为完备。

比如汉代以后的《尚书》学便依此建构了可以与《易传》相呼应，但包容性更为周备、自洽的书籍史观。《尚书》伪孔（孔安国）传中的《序》曰：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於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40]

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在这样的叙事中，《易》作为“第一本书”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八卦、文字（书契）皆由伏牺氏（伏羲）创造。

书籍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

远古“三皇”时代的书称为“三坟”，其后“五帝”时代的书称为“五典”，再后“三王”时代的书称为“书”（夏书、商书、周书）。

此外还有两种“上世帝王遗书”，当属“五帝”“三王”时代，一种叫《八索》，阐说“八卦”之义；一种叫《九丘》，是记录九州的方志。

上述所有的古代典籍都是孔子删定六经的资源，《左传》中记载的《三坟》《五典》《九丘》《八索》都被编排进入了这个书籍史的序列，经过如此的“层累地造成”，中国上古书籍史呈现出一个线性的图式：

三皇：《易》（八卦）《三坟》

五帝三王：《尚书》（《五典》《夏书》《商书》《周书》）《八索》《九丘》

孔子：《诗》《礼》《乐》《春秋》

《中国简帛书籍史》

四、结论

在中国文明史上，物理意义上的“第一本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诞生“第一本书”的时代。

在宇宙观与古史观的创造过程中，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与典籍有了一种新的期待与自觉。

从《易传》中，我们发现了中国书籍诞生的叙事，这个叙事从逻辑与历史两个维度构建了中国的“第一本书”，经过汉代的书籍整理，中国书籍的发生论与历史观更为完备，《周易》作为中国“第一本书”的观念被谱系化。所谓“第一本书”，只能是思想史的。

此外，从战国到汉代，这样的文化思想和书籍思想建构的过程，正是中国政治和思想走向统一的过程，战国时期书籍、文本的地域文化和文字的差异也应该在这样的目标和力量的驱动下，经过不停地校雠，形成传世的定本，并且被安排到不同的学术谱系之中，呈现出完美、统一的谱系。

《古籍传播与文化遗产》第四辑

以刘向父子校书为代表的《七略别录》或《汉书·艺文志》，一方面是文献学的书籍目录，另一方面也是思想与学术史的建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正是中国文献学的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伴随着书籍文化意识成长过程的文献整理过程，也是一个建构与阐释过程，我们今天看到的传世文献其实也是所有亡佚文献、出土文献的代表或化身。

注释：

[1] 本文曾于2024 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欧文明论坛”之“文明的曙光：世界各地书籍的形成及其早期历程”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有修订。

[2]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嘉庆刊本，第238页。

[3] [匈]阿诺尔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著，黄燎宇译《艺术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 31页。

[4]雅斯贝尔斯指出：“理解这个时期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念是极其重要的。”[德]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著，魏楚雄，俞新天译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5]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著，魏楚雄，俞新天译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7、8、9页。

[6] [美]塔·帕森斯（Talcott Parson)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文化：中国与世界》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357页。

[7]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著，魏楚雄，俞新天译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67页。

[8]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著，魏楚雄，俞新天译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61页。

[9] [美]塔·帕森斯（Talcott Parson)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文化：中国与世界》第3辑，第358页。

[10] [宋]邢昺《论语注疏》卷三《八佾》，[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57页。

[11]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二十五史系列”，1962年，第1724页—1746页。

[12]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4页—5页。

[13]参见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480页。

[14]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Gadamer,H.G.）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04页。

[15]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Gadamer,H.G.）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 19页。

[16]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岳麓书社，1994年，第111页。

[17]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18] 孙德谦撰，黄曙辉整理《古书读法略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第7页。

[19] 吕思勉《章句论》，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9页。

[20]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三《曲礼》，[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15页。

[21]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五《缁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576页。

[22] [春秋]（旧题）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校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63页—68页。

[23] [春秋]（旧题）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校点校《国语集解》，第357页。

[24]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原道》。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51页。

[25]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30页。

[26]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页。

[27] [汉]许慎撰，陶生魁点校《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20年，第 492页。

[28]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僖公二十七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56页。

[29] [春秋]（旧题）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校点校《国语集解•楚语上》，第485页。

[30]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十三《王制》，[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905页。

[3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二十五史系列”，1982年，第1157页。

[32]钱穆《〈易传〉与〈小戴记〉中之宇宙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版，第 17页。

[33]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6-188页。

[34]参见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参》释文，第119页。

[35] 《汉书》卷三十，第1723页。

[36]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0页。

[37]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页。

[38]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页。

[39] 《汉书》卷三十，第1715页。

[40][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5-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