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晚年常失眠，秘书姚科贵劝他少说话多休息保持健康

1986年初，武汉东湖，病中的韩先楚拄着拐杖走进秘书姚科贵的房间。将军此时已被肾结石、胆结石和肝病折磨，夜里常常难以入睡。姚科贵劝道：“要少说话，多睡觉。”韩先楚沉默片刻，只说：“做梦多。”一句话不长，却透出一个戎马将军晚年的精神状态。

韩先楚一生经历过太多战事，也承担过太多职责。战争年代，他习惯在地图前反复推演；和平时期，他又把目光投向边防、工厂、农田和群众生活。到了晚年，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像过去那样奔波，可脑子并没有停下来。姚科贵后来认为，韩先楚“想的事情越多，做梦也就越多”。

姚科贵与韩先楚的工作关系，始于1967年4月。那时姚科贵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秘书，原本只以为是一项普通任命，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二十年。此前，他曾在部队机关和基层连队工作，还主动从列兵做起，担任过副指导员。这段经历，使他更能理解韩先楚看重实际、重视基层的作风。

韩先楚在战争年代被称为“旋风司令”，并非只靠冲锋陷阵成名。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赴东北参加战斗和根据地建设，先后在东北民主联军任职。解放战争中，他指挥部队行动迅速，善于抓住战机，给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1950年4月海南岛战役中，他率领第40军、第43军，在缺少海空军支援的条件下实施渡海作战，海南岛随后获得解放。

这样的将领进入和平时期，并没有把工作局限在作战指挥上。韩先楚长期在福建任职，尤其重视调查研究。他不喜欢只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常常带着秘书前往部队、岛屿、哨所和地方基层。姚科贵跟随他走过福建二十多个县市，笔记本积下九十多本，手边还保存着大量资料卡片。

有一次到边防部队检查，韩先楚发现连队蔬菜供应不足，便提出一个很具体的要求：前往边防连的干部，不要动用连队有限的蔬菜，尽量自行携带。边防官兵吃水困难，他又要求设法勘探打井。话说得朴素，落点却很实际。对他而言，战备并不只是口号，战士的饭菜、饮水和住房，同样属于必须解决的问题。

1966年5月起，韩先楚还承担福建地方工作，开始更多思考经济建设。他曾把福建需要解决的事情归纳为吃饭、穿衣、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并提出要建立工作母机，即制造机器的机器。这个思路带有明显的军人特点：不绕弯子，抓住制约全局的关键环节。

他知道自己熟悉部队，却未必懂得经济建设，因此格外重视向专业人士请教。数学家华罗庚到福建时，韩先楚曾了解统筹优选法，并让秘书绘制经济地图，把企业、水库和重点项目标注其上。地图不是摆设，而是为了掌握各地情况，避免只凭材料和会议作判断。

秘书工作也远不只是记录行程。姚科贵需要整理资料、起草文稿，还要摸清韩先楚准备讲话的重点。韩先楚讲话有自己的节奏，稿子不能写得空泛，长句要断开，停顿要标明。很多文稿至少修改两遍，有时会议结束后还要重新调整，个别稿件反复改动五次以上。

1982年，韩先楚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次军队代表团会议前，姚科贵连夜起草发言稿，直到凌晨三点才完成。睡了几个小时后，他赶到韩先楚办公室朗读，韩先楚听完又提出补充意见，姚科贵只得重新组稿，直到中午才交出定稿。

这种工作节奏持续多年。韩先楚通常清晨五点起床，深夜十二点左右休息，姚科贵也只能跟着安排。忙起来一天十七八个小时并不罕见，睡三四个小时成了常事。姚科贵的妻子生孩子时，他未能及时陪伴；儿子两岁多第一次见到父亲，竟怯生生地喊了一声“解放军叔叔”。这件事，他多年后仍记得。

韩先楚并非不近人情。姚科贵生病时，他会强制要求秘书休息，还派车送往医院，抽空前去看望。姚科贵几次有机会调离，韩先楚也舍不得放人。二十年相处，秘书早已不只是传达命令的人，更像参谋、助手和能够替他分担事务的老战友。

1985年，韩先楚病情加重，前往武汉东湖休养。1986年1月15日，他专门打电话邀请姚科贵去武汉过春节。2月1日，姚科贵带着蛋糕赶到，韩先楚却谈起另一件事：“你跟了我这么些年，是秘书，也是参谋、助理，我把你耽误了。”随后，他亲自为姚科贵联系工作，希望这位跟随多年的秘书能有新的安排。

同年10月1日，陈云前往探望，韩先楚谈到病情时说，自己已经七十多岁，决定不做手术。10月3日，韩先楚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病榻旁那些关于睡眠的对话，也成了姚科贵记录中最难忘的一页：一个人到了不能再上前线的时候，仍在惦记部队、工作和身边人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