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4月8日，重庆至延安的航线上，叶挺、王若飞、秦邦宪以及叶挺家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一带失事。叶挺遇难时50岁，距离他获释仅仅一个多月。
这场空难之所以长期牵动人心，并不只是因为遇难者身份特殊，更因为飞机已经接近延安，却突然偏离航线，撞上了并不算高的山体。事故究竟源于恶劣天气、飞行判断失误，还是另有隐情，始终没有形成各方都认可的结论。
叶挺的一生，几乎被几个关键选择分成了不同阶段。早年在广东、湖北求学时，他便接触进步思想。参加北伐后，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训练严格、作战坚决，逐渐打出了“铁军”的名声。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因意见不被采纳而离开党组织，辗转海外多年。日本侵占东北后，他拒绝国民党方面以高职相邀，明确表示，回国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做官。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他后来人生选择的底色。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局面，叶挺接受周恩来等人的安排，出任新四军军长。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叶挺当时没有立即恢复党籍，考虑的是以无党派身份与各方交涉，便于为新四军争取经费和活动空间。
这种克制，并不代表立场含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国民党军队扣押。面对劝降，他拒绝写悔过书，也不接受高官许诺。被囚禁期间，他和家人生活困顿，居住地点多次变更，身边始终有人监视。即使如此，他仍在墙上写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字句。
有一次，特务送来所谓薪俸，叶挺没有收取，反而把钱推了回去。他很清楚，接受这笔钱，便可能被解释成接受对方安排。对一个被限制自由的人而言，几张钞票并不只是生活费，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绳索。
在桂林软禁期间，叶挺曾设法摆脱跟踪，去探望旧友。特务发现人跟丢后，立即大范围搜查。此事使国民党方面更加警惕，随后叶挺被转押到湖北恩施。囚禁中的他写下《囚歌》，其中“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表达的正是拒绝屈服的态度。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交涉下，叶挺获释。出狱后的第二天，他便向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党申请。毛泽东复电称，他对民族和人民的忠诚已经为人所知。叶挺原本准备前往延安，人生似乎终于走出了长达五年的囚禁岁月。
然而，4月8日的航班没有抵达目的地。
当时飞机从重庆起飞，经西安加油后飞往延安。途中天气复杂，航路能见度受到影响。飞机失事后，官方方面曾倾向于认为是浓雾和导航问题造成的事故。这个解释并非没有依据，但也留下了许多疑问：机组经验丰富，黑茶山海拔并不突出，飞机为何没有及时爬升或修正方向？
周恩来对事故原因一直存有怀疑。1951年，他曾向叶挺的儿子谈到，不能简单认定是浓雾撞山，飞机仪表可能被人动过手脚。不过，怀疑终究不是证据。缺少完整的飞行记录、现场鉴定和直接证人，便很难作出法律意义上的定论。
多年后，台湾方面流传出一名叫杜吉堂的老人临终前自称参与谋害叶挺的说法。据传，他曾是有关机构人员，声称有人命令其破坏飞机仪表，并在检修时放置磁性物品，使飞机失去导航能力。
这段说法听起来环环相扣，却存在明显问题。现有公开材料中，尚未见到足以相互印证的原始命令、人员名单、检修记录和物证报告；关于行动时间、飞机状况及具体操作方式，也有不同版本。把一名老人晚年的单方面陈述，直接当作已经确认的“真相”，并不符合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疑问都可以被一句“天气原因”轻轻带过。叶挺刚刚获释，王若飞、秦邦宪等人也在同一架飞机上，失事地点、飞行轨迹和仪表状况都值得持续核查。遗憾的是，战争年代资料散佚严重，许多关键环节早已无法完整复原。
可以确定的是，叶挺没有倒在战场上，也没有屈服于囚禁和利诱。他在获释后重新选择了自己的政治归属，却在返回延安途中遇难。至于黑茶山上空究竟发生了什么，仍应把已证实的事实、当事人的怀疑和后来的传闻分开对待，不能让一句未经充分验证的“我做的”，替代全部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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