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基层为何两套体系？乡都和村社分别干什么？

为有效治理疆域内部差异巨大的城乡社会，元朝继承金代村社的制度经验，加以调整革新，建立起两套并行运作的乡村治理网络。

社制与社长

在传统中国社会，“社”本是以自然村落为基础形成的民间乡里组织，兼具乡里互助、祭祀集会的功能，又常常被王朝吸纳改造，承担部分基层行政职能。

隋开皇五年（585 年），朝廷依托村社设置仓储，由乡里人选负责管理，即社仓。隋代把民间的社，转化为国家可以利用的乡村治理载体。

唐代继承社仓制度，改名为义仓，却逐步将粮储的管理权收归官府，原本官民结合的村社建制日渐解体；民间私社虽依旧活跃，但不再属于国家法定基层体系。

历经五代战乱，旧有社仓体系进一步崩坏。

两宋主要依靠保甲、乡都管理乡村，不再推行全国性的社制；朱熹倡导的社仓只是局部地域的救济尝试，未能成为国家制度。

及至元朝，朝廷重新拾起“社”这一组织形式。

至元七年（1270 年），元朝率先在北方农村推行社制，灭亡南宋（1279年）之后，又将这套制度逐步推广至江南地区。

元代官方法令称这套劝农教化组织为社制，后世学者因其依托村疃设置，也称作村社制。

《元典章・户部》记载：

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立社。

依照制度，户数不足五十户的村落，一般同邻近村疃合并立社；地广人稀之处，则允许因地制宜，不必严格拘泥五十户的立社标准，亦许各村自为一社。

立社之初，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管理义仓与风俗教化等事务。

社长的产生，为推选制。

每社推举年高、通晓农事、家中拥有兼丁（成年余丁）者出任社长，作为优待，社长本人可蠲免杂役。 当然，主要蠲免的是杂泛差役，赋税不在免除之列。

制度选择“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担任社长，一方面看重长者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具备指导农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年长者在乡土社会往往威望较高，更容易组织、劝导社内民众，这是一般年轻者较难具备的条件。

社长并非负责催征税粮的职役，其法定核心职责是“教督农民”：组织农业生产、推广农桑技术、兴修水利，同时兼理风俗教化、劝善纠过。

制度设计的“初意”是地方官府不得随意差遣社长承办其他杂务。但在实际执行层面，则有可能“走样”，社长依旧常常被摊派各类杂务。

《元典章》记载，大德年间不少地方官吏随意差遣社长承办各类额外事务，造成社长逃亡。

出现“各处社长多不见年高德劭、通晓农事、为众信服之人”的现象，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任用妇人、孩童充任社长的乱象，“大失元立社长初意”。

针对这一流弊，元廷明文规定：“社长若年小德薄、不为众人信服，即听询举深知农事、高年纯谨之人易换。”

由此可见，制度设计层面，社长优先选用乡间老年男子。

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评价，元代社长“犹与汉制为近”，职能近似汉代三老，重在“劝导乡里，助成风俗”，这和宋代以催征赋税为核心的保正、耆户长有显著区别。

乡都制与里正、主首

社，并非独立的地域行政区划，它寄设于乡都制的地域框架之内。

所谓乡都制：县之下分设乡、都，乡设里正，都设主首，在农村许多地方，都是以乡统都。里正负责催办钱粮，主首主要是供应杂事。后来事务繁剧难任，出现了都也设里正，而主首则随其事之难易而多寡之。当然，也有的地方，只设里正，而没有设立主首。

这套系统核心职责是赋税征收、编排差役，属于国家赋役职役体系。

里正、主首是按田地资产的多寡而摊派产生的。

据《元典章》记载，皇庆元年（1312年）规定：
粮多极等上户殷富者充里正，次等户充主首，

《元典章・户部》卷之十二《编排里正主首例》（皇庆元年，1312年）引文：

除远征军人、大都、上都其间站户外，其余不以是何户计，当官从公推排：粮多极等上户殷富者充里正，次等户充主首，验力挨次，周而复始。务要户役均平，毋令富豪影占，止令贫户应当。

《编排里正主首例》是皇庆元年的省札，其核心精神是除少数特许免役户，其余诸色户计，一律按田粮物力高低排定，上户轮充里正，次户轮充主首，按户等轮差，循环应役。

既然是“周而复始”，则里正主首的每一次任期都是比较短的，有的时候是一年，有的时候是一季。

乡都制（里正--主首）与社制（社长）两套组织同时运行，职能各有侧重。

社的民间属性更强，重在生产、救济与教化；乡都制官方色彩浓厚，主理赋役差发。

二者并非完全隔绝平行，在实际地方运作中，事务会有交叉，个别地区还出现人员兼职的情况。

明代开始，部分著作，将里正代表的乡都赋役系统，与社长代表的社制合称为里社制。

“里社制”并不是元代官方定名，是明代学者的概括性术语，明代学者在追溯元朝的坊里制和社制时，便已经将它们合称为“里社制”；也可以称为“村社制”、“乡都制”。

据《至元新格》，催办钱粮、编排差役是里正、主首的职责，官府不得随意侵扰、差占社长。

后世所说的村社（社制），设立初衷虽以劝农、乡里互助为本，但客观上被纳入王朝基层管控体系，成为国家渗透乡村社会的重要载体。

不过对流动人口、商业活动的管控，并非单独依靠社制完成，而是由村社、乡都、州县以及市舶司、文引制度相互配合共同实现。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四》（禁令）》记载：

诸关厢店户，居停各旅，非所知识，必问其所奉官府文引，但有可疑者，不得容止，违者罪之。

诸官户行钱商船，辄竖旗号，置弓箭锣鼓，揭钱主衙门职名，往来江河者，禁之。

诸经商及因事出外，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违者究治。

诸投下并其余有印信衙门，并不得滥给文引。

其意是:

城郊旅店的店主，留宿过往旅客；如果并不认识来客，必须查验对方持有的官府通行文引。一旦发现形迹可疑之人，不允许收留住宿。违反这条法令的店主，要治罪。

凡是官营放贷户用于资金周转的商船，如果擅自竖立旗号、配备弓箭锣鼓，还在船上标明出资主人所属衙门官职名号，在江河上航行往来，一律禁止。

凡是外出经商或者因事远行的百姓，必须向当地官府申报；官府要向其邻里核实担保情况，才发放通行文引。不遵守规定者，依法追究处置。

各投下（蒙古贵族的封地机构）以及其他持有官印的衙门，都不得随意滥发通行文引。

从中可以知道，文引是元代长途出行的法定通行证，从申领、发放，到沿途旅店查验，形成闭环管理。

元代针对人口流动与商贸活动制定了严密的法律规范：一是住宿管控，旅店必须查验往来客商所持的官方文引；城内由隅坊、乡村由里正、主首监督落实这项规定。二是江河航运管制，官户放贷商船不得私自竖立旗号、配备兵器锣鼓，冒用衙门名号航行。三是出行审批制度，百姓若外出经商或办理事务，须向所在州县官府申请文引，并经由邻保核实担保，方可远行。

社长负有监察本社人户的职责，一旦发现逃徙、游惰之人，就要纠举上报。这套多种制度叠加而成的基层治理网络，方便朝廷管控基层社会。但要厘清一点：户籍与户计是另外一套约束民众人身的制度，村社制度的直接目标，并非把百姓束缚在土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