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来源：《文革中的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作者：于光远

第一次挨斗

“阎王殿”的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二阎王是周扬；老阎王还有张子意、张磐石、李卓然、许立群、林默涵，姚臻是刚刚提拔的副部长，也是阎王；童大林是小阎王，因为他是刚刚提拔的秘书长；其他的处长副处长是判官；还有一些特殊一点的处员是小判官。这就是中宣部阎王殿领导班子的阵容。

我与别的判官不同，在中宣部，我只是个处长，但我是“副部级”，所以，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大判官”。在内部开斗争会时，我终究只是判官，地位不算高，但是阎王殿名声在外，大判官的地位也算高的了，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和经济研究所，我也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

第一次使我认识自己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事件，是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斗争会。那次批斗的题目是阎王殿在经济所搞“假四清”，包庇孙冶方（）。这事跟我本来没有关系，那时我在通县农村搞社教，不在部里。所以一开始斗的时候，他们没找我。但我英明地预料到，他们是不会饶了我的。那时家中的电话还没有拆掉，我就坐在家里，等候“传斗”。果然，电话来了。我去了。

斗争会上，我成了与那件事完全无关的主要斗争对象。那天，站在第一排戴着高帽子挨斗的是三个人，按顺序排第一的是张闻天，第二是我，第三是孙冶方直接有关的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中宣部的、学部的和经济所的反而站在后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挨斗没有多少经验，我抱着考验一下自己耐力的心情，一丝不苟地参加了斗争会。我那时候还不懂得怎样找机会伸伸腿，直直腰，而是硬碰硬地弯着腰听长篇大论的罪行控诉。我居然坚持了下来，而站在后排的人，斗到半截，就有两个坚持不住了。只听见“嘭嗵”一声，人倒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片骚动，可斗争会还得继续。当时，我对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力颇为得意。斗争会上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是用全部注意力在作一种体力上的磨练，而且成功了。当有人对我们喊“滚吧”的时候，我拔腿就走。大家发现我突然不见了的时候，我已经跳上回家的公共汽车了。

大概是因为走得太快了，中宣部的同事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赶到了我家。而那时，我已经坐进洗澡盆，浑身泡在一池满满的冷水里了。

当时，因为天气热得要命，加上斗了半天……

头发的故事

个人的尊严，大概与一个人的头是很有关系的，而一个人的头上，除了五官以外，就是头发了。如果穿一身好的衣服，没有一头好的头发，总觉得有些遗憾；买一个假发套，如果与身份气质不符合，也会使人倒胃口。可见头发确是很重要的。

文革开始，我还有一头完整的头发。

有一次，学部的人到中宣部来造反。其中一个女的看见我的头发依然完好，于是对我大喝一声：

“好！于光远，你还逍遥法外！”

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她已经上来，“咔嚓！咔嘹！”对我的头“开刀”了。原来，这也算革命的一个项目。她的手里早已预备好一把很大很大的剪刀，逢“牛鬼蛇神”便要“剃度”一番，然后对着你喊一通口号，再扬长而去。

我看自己的头实在不好看，就到中宣部的理发室请他们重新理一理，没想到他们好像也有气，把我的头发理得乱七八糟。

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到家里。我夫人从外面买回一把理发推子，把我剃成了平头。从此以后，我的头发都是我夫人帮我理的，几十年下来，倒省了一笔洗理费。后来我跟她开玩笑说：“多少年了，我该付你多少款呀？”

这事使我想起清朝有一首“流行歌曲”，不过可能有词无调，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剃头歌》，“歌词”是这样的：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

有头皆须剃，不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清朝统治者实行“留发不留头”的专制政策，太平天国的造反者为了表示反抗，依明朝习俗留发，所以谓之“长毛”，这在满清统治下是要杀头的。这也是说明头发的重要性的一个例子。

有意思的是，后来夏衍将这几句话改了，用来形容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很有新意：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我把它取名叫《整人歌》。

免遭抢夺之苦

文化革命中的两派竞争是很激烈的，抢人，是这种竞争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内容。

有一天，北京对立的两派同时各要开一个批斗大会。一个是全北京的“地派”批斗大“走资派”的一个联合行动，属于地派的学部的“联队”，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还有一个，是属于“天派”的学部的“总队”，以批判学部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为由头斗争走资派。为要使批斗会开得有声势，被揪到会的人物的级别和知名度，是体现“革命”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我们这些“革命对象”事先并不知道。

大会的前两天上午，我听说学部哲学所要斗我，就跟着一个前来押送的人，到学部去了。学部当时是有名的“斗人”的机关，这次主要是斗我，我以为总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可是，没想到批斗会开得很稀松，精神也涣散，发言缺少内容，说话也没有什么力量，陪斗的只有一个“小判官”龚育之。斗完了，我们就回家了。过一天又通知我，哲学所还要斗我。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押送我了，从沙滩到建国门，走起来花的时间太多了，我自己骑自行车去吧。也许是我这人有守信用的信誉，他们也乐得轻松，也就同意不来押送了。我骑车去了之后，发现这一回连陪斗的龚育之也没有了，心中不免有几分寂寞。斗争会开得比头一天还稀松，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

开过斗争会后，还不让我走，中午还要留我吃饭。吃完饭也不让走，说是要我写检讨，交代问题。

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里，刘、关、张、杨（即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杨述，当时都是学部的领导）都在，加上我，一共五个。我们一人一张桌子。一个红卫兵跷着“二郎腿”命令我们：

“你们写！”

写什么呢？我们都不清楚。杨述便去问监视的造反派。那人一听，勃然大怒：

“你自己的罪行你还不知道？还来问我！”

原来，我们只要动笔就行，至于写什么，谁也不知道。

大概是杨述提了问题，那个红卫兵就走到他跟前看他都写些什么。没想到，他写的竟是自己和号称“独立王国”的北京市委进行斗争的光荣经历。那人一看，又火了：

“你还有斗争？这不行。检讨就是检讨，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

到了晚上，还不让我回家。说是明天另一派要斗我，会狠狠地整我的，他们自称有责任“保护”我。我有点着急了，于是说，出来时没有给家里打电话，问“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回家？”“可以”，网开一面！

我被送到王府井北大街的历史所、考古所那个地点，被安置在一个人的宿舍里。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但不久我就发现，好看的东西不少。比如像首长讲话之类的东西，那时我们这样的人都是看不到的，于是我一个人大饱眼福。

后来，我又被紧急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好容易挨到了天色擦黑。这时，被捕获的其他“猎物”也一个一个地来了。来人中有张闻天、李维汉、杨献珍、孙冶方、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过夜，睡统铺，一张木板床。李维汉、杨献珍就睡在我旁边。天气冷极了，穿上了大衣，上面压了棉被，我们还冻得直发抖。

第二天早上也没人管，只不准我们出院子的大门，我也就看了看院子里的大字报。吃了早饭以后，我们又被押上了轿车，只知道是继续接受批斗，但不知道会送到哪里去。

马达一响，我们所有人的情绪都莫名其妙地被调动起来，有的是紧张，有的是兴奋。我感到，电影中的情景出现了，我们的汽车一开动，立即，后面就有汽车跟了上来，我们加快，它们也紧追不舍，绕来绕去，最后跑到了工人体育馆。我们的汽车刚刚停下，后面的汽车已“咬”住了我们的尾巴。车门开后，大家一跳下车都使劲地往体育馆里跑。我的腿脚比较灵便，三步两步就跑进了门去。可惜张友渔动作太慢，后面车里冲下来的人将他一把抓住。我回头看时，我的这位“难友”虽说不上是被五马分尸，但已被两边的人各持一端，“抢”开了！

最后，大概是“抢方”的人力不足，张友渔终于被夺了回来。我虽没有帮上“难友”的忙，但还是舒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免遭抢夺之苦。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头一天斗我们、写检查都是假的，目的是把我们都垄断起来，用以显示他们这一派斗争的实力。

进到体育馆屮，果然感到斗争的气势不凡。这是全北京“地派”的一次联合行动，把当时最著名的“黑帮”都揪来了。打头的是彭、罗、陆、杨（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面还有李维汉、张闻天以及一些大一点的人物。我排在差不多中间，排在我前头的是蒋南翔，后边的是杜润生，我们后面还有不少人。每一个黑帮配三个押送的红卫兵，服装一律草灰色，人都是棒小伙子。在他们把自己分管的那个黑帮押送到位之后，三个人中，左右各一人把黑帮的手往后尽量抬起，中间的那个人使劲地把黑帮的头往下按，这就是当时盛行的“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我在文革中坐过许多次这样的飞机，比较起来，这是最正规的一次。这时，一个人会感到腿上与颈上的筋受力最重。

斗争会开始后，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叫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上去，全场这时高呼口号，烘托气氛。等那人站定以后，便有人批判发言，发完言又是口号结尾。他完了以后，就是下一个。下一个进行时，前面的都不能走。直开到最后，五十多个人把场子都站满了。斗争结束，后上来的人先退，也是口号不断。如此下来，官越大，到得越早的，坐“喷气式飞机”的时间越长。“问题”越轻的人受的惩罚也越小，从中也体现了一种“公平”。

当时室内温度很高，我被押着，眼镜、笔记本掉到了地上，前面汗水湿了一滩。但走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我，倒有一点一丝不苟的味道。

那一次挨斗真累！当斗完我，我回到海军大院去取自行车时，几乎骑不上去了，还是站在马路边的台阶上，跨上车子，我才得以把车骑回家去。

后来我们了解到，被他们的对立面抢去斗争的人，并没有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被狠狠地整，还没有我们吃的苦头多，但我觉得，我还是不亏，因为说良心话，那差不多是我经历的文革的无数次批斗会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次。

讨厌的“请示病”

我们这些“走资派”的“上级”红卫兵，是经常调换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来了个姓张的，对我们说：“你们这些破烂，都归我了。”他自称是北师大的，我们猜想，我们已经被“移交”给北师大谭厚兰这一派了。

移交以后，他给我们定了规矩，每天都要写认罪日记，每天写每天交。他在上面经常批示的是三个字：“不深刻”。交日记本时要交到他手上，可他还给我们时，却是扔在地上，让我们各自去找。训话的时候，他常采取一种不可一世的派头：两腿叉开，双手叉着腰……

在他给我们规定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每天打扫厕所。

那时的中宣部大楼，早已成为革命群众的革命据点。全国各地来的人，在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办公室的门锁着，人们就从上面的玻璃窗爬进爬出，晚上住在里面。厕所里大便堆得老高……那位张兄给我们布置工作时说，每天看看这厕所，就知道你们自己的思想有多脏，可以很好地得到教育。

我们“黑帮”中有个小判官，算是“黑帮队长”，听完训话以后，他问了一句：

“星期天要不要打扫？”

“要，要打扫！”

这下把我们气坏了！你不问这句话，我们就不打扫了，星期天还可以偷点儿懒，同家人多聚一会儿。你这么一问，反惹出麻烦来，人家能说给黑帮放假吗？

在这之后，我就在自己的头脑中明确地形成了“请示病”这个概念，把本来不该请示而非去请示视作一个人的病态心理。我认为，一件本来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不经请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则，而且正是组织要求于一个工作人员的。这表现他是否起码称职，是否敢作敢为和勇于负责。不该请示的事向上级请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级意见，实际是责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负责任。我这样的一个观点可以说和打扫厕所这件事毫无逻辑关系，因为“黑帮队长”的差事，本来和权利义务一类的概念挂不上钩，我只是因为他的一句请示带来的麻烦有感而发罢了。

事隔多年，我又一次想起这么一件事：十年前，我到甘肃的酒泉师范去参观。这个学校在当地还算不错的。当地的驻军和企业，想和学校合作办一个幼儿师资班，他们愿意出钱，也愿意包学生的分配。学校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愿意去办，酒泉地委也同意，但是学校还去请示省教育厅，教育厅居然不同意。校方接待我们一行人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必考虑省教育厅的态度。陪我同行的正好有一个甘肃省委宣传部管教育的副部长，他同意我的意见，告诉学校可以办这个班，这件事到此也就算解决了。

回到兰州，当时的甘肃省长陈光毅要我向兰州的干部作报告，我就对他讲了酒泉师范这件事；并且告诉他准备在报告中反对一下请示病。在这次讲演中，我忍不住给他们讲了文革中的这个故事。不过，我郑重声明，这不过是心理学上的一种联想现象，本质上两件事是根本不同的，千万别误会。

后来看《南风窗》，见到那上面刊有一篇许士杰写的反对“请示病”的文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摸一下“老虎屁股”

文革中北京有一个著名人物，此人姓吴，是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中央文革的成员）在学部的一个著名打手，也是学部造反派“联队”的一个头头。建国后，吴在国务院“八办”工作，喜欢写些文章，文章写得还可以。他想到学部工作，我是同意的，我同他始终没有什么矛盾。

我处理过有关他的历史问题的事情。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写“九评”时，我和一些同志住在钓鱼台。有一位同志找我，说吴在政治上不可靠，解放前他在武汉有许多可疑的事情。我向领导汇报后，传达领导意见，要这个同志写一个书面材料，结果那位同志又不肯写。我于是告诉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要他认真去查。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杨述没有把查的结果告诉我，而吴却因为毛主席的有个讲话没有让他听传达，很不满意地找到了我。我对杨说，你们抓紧查，免得工作被动。杨告诉我，已经查出了，吴是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党证。这话是一九六五年冬天对我说的，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文革发动后，中央文革小组就看中了吴，他一下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学部召开的批判我的第一次斗争会上，我进场前就看见他站在场外指手划脚，显然是这次批斗的组织者。

当时，《中国青年报》有一个人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吴有反对“大跃进”的右倾言论。说他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一九五九年时还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大跃进！”这本是“革命群众”之间的斗争，与我们这些走资派无涉，但吴指使学部几个受蒙蔽的青年人贴出大字报，说那话不是吴说的，而是于光远说的。这下，就把战火烧到了我的身上。

我本来对吴这个人的历史问题还只是怀疑，因为杨述只是对我说了那么一句话，以后又没有下文，而且文革中吴的对立派中有很多是学部政治部的人，他们对干部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他们给吴贴了许多大字报，但没有人说吴有历史问题。所以，我对吴的看法，那时也只是止于怀疑。但这事使我敢于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人。人家揭发你，你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要转嫁到我的头上？你让几个年轻人贴大字报，可是他们在一九五九年时还没有到学部来，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根本没有资格说大字报上的那些话。吴让这些年轻人出来贴大字报，是一种很不正派的行为。我一气之下，也根本没有考虑“老虎屁股”摸得摸不得，没有去考虑得罪吴传启，就是得罪王、关、戚，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现行反革命！

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准备贴出去。

但我的大字报还未贴出，经济所一个了解我和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战斗队就贴出了替我“解围”的大字报，说于光远的观点是“商品万岁”，他没有“价值万岁”的言论，原先贴吴大字报的《中国青年报》的人，又散发了他的传单，说明他的这个揭发，是一九五九年就向吴的单位揭发的，如果是于光远说的，为什么他不向于的单位揭发，而要向吴的单位揭发呢？这样，这件本来会导致我和造反派正面顶撞的事情，就算解决了，我的大字报也就没有贴出。

这一次，吴这只老虎的屁股没有摸成。不久之后北京矿冶学院的红卫兵来找我外调吴的历史问题。我知道讲这方面的事危险极大，但是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知道的事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向他们讲清。讲了之后，我一直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吴这派的人会找上门来。我估计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而我，一个黑帮，只有等着挨整的份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什么事也没有，平平安安地摸了一回老虎屁股。

真诚而错误的检讨

延安抢救运动之前和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看出事物的本质，是在相当晚的时候。在这方面我的“觉悟”总是来得比较迟的。在文革中，我也作过真诚然而后来明白是错误的检讨。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止一件，但是我记得起来，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那就是关于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事。

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酝酿，始于一九五四年，中国科学院、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同志，差不多都认为应该搞。第一步就是制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条例》，这是国务院批准的一个正式的法规，但按照这个条例，研究生毕业并不授予学位，因此还不能说是建立了学位制度。因此接着继续酝酿、起草学位制度的条例。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讨论：郭老提出，相当于现在硕士学位的这一级，毕业可称为“进士”。这次酝酿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后中断了。第二次酝酿是在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以后，又起草过一次文件草稿。这两次酝酿讨论和文件起草我都参加了。

我如此积极地推进此事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个人大学毕业，只能说明他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能说明他已进入学术研究的大门，也不能说达到什么学术水平。而且一个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只学到大学本科毕业也是很不够的，还应该打进一步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用自修的办法去打，学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该为他们创造条件。但是说到这个层次还不能说透学位制度的必要，不给学位的研究生制度也可以起那样的作用。学位制度的必要是要给这样进修达到的程度确立标准。

这样的认识，原先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但是，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对学位制度提出批评，说它是“提倡追逐名利”，引导人们脱离政治，走成名成家的路，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那时，我思想上确实发生了混乱：我真诚地认为，那以前我热衷于建立学位制度是“只见树木”（只从发展我国学术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见森林”（不知道必须考虑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作这种检讨，并不是出于什么压力，相反，在批斗中，人们好像并未强调这个问题。如果是人们强迫我作检讨，我就不会真诚地去反省了。

在讲文革中我的故事时，提到这件事，为的是说明，我这个自认为理智比较强，能独立思考的人，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也会改变原来的正确认识接受错误的思想，所以说是一件憾事，而且是对我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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