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粟裕，在华东野战军历次大的战役指挥当中，出现过一种被后人拿来讨论的现象，很多关键性大战发起前后，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常常不在野战军的中枢指挥所，留在粟裕身边协助处理司令部日常工作的大多是副参谋长张震，这种人员配置并不是私人矛盾造成，而是解放战争时期华野特殊的兵力部署和军委赋予的任务分工带来的客观结果。1947年华东野战军正式组建，陈毅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明确规定大政方针集体商议，战役指挥交由粟裕负责，陈士榘被任命为野战军参谋长，张震之后出任副参谋长。按照常规的部队架构，参谋长理应常驻野战军总部，辅佐主官制定作战计划、调度各部，但是华东战场的作战环境，让这套常规配置很难完全落实。
孟良崮打完之后，根据中央“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华野分出陈士榘、唐亮率领的陈唐兵团，西出鲁西南挺进中原，配合刘邓大军的行动。这个阶段，陈士榘要直接指挥这一路兵团独立作战，攻打洛阳等城市，兵团有独立的指挥班子，和粟裕所在的东线野指隔着几百公里，通讯靠电台联系，不可能赶回后方总部守沙盘。豫东战役打响的时候，陈唐兵团作战建制归粟裕统一调度，电报往来非常频繁，只是陈士榘依旧驻守兵团前指，没有转移到粟裕的指挥所，很多人就误以为参谋长缺席了这场战役，实际指挥链条始终是完整通畅的。
部队的指挥体系里，副参谋长张震长期跟随粟裕，承担起野战军司令部的大部分实务，情报汇总、各纵队之间的协调、作战命令起草，大量具体工作由张震落实。这是战时的分工，不等于参谋长缺位。陈士榘一方面承担参谋长职务，另一方面又要兼任兵团级指挥员，两套身份叠加在一起，是当时战局逼出来的安排，华野兵力多，作战地域广阔，需要高级干部既参与总部筹划，又能够独当一面带兵在外线打仗。
到了淮海战役，整个战场规模达到顶峰，几十万人在辽阔的徐淮地区展开较量，各个方向都需要高级指挥员压阵。战役第一阶段，陈士榘在野指参与谋划，之后接到总前委的命令，带领华野部分部队奔赴双堆集，协助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这个任务优先级很高，必须有一位高级将领过去统一协调华野参战各部，于是他再次离开粟裕的指挥所去到另外一个战场。围歼杜聿明集团阶段，粟裕身心透支病倒，陈士榘回到野指，协助处理司令部大量工作，这足以说明两个人之间不存在所谓回避共事的情况。
还要区分开和平时期司令部工作和战时状态。和平环境，参谋长固定守在机关大楼，但是解放战争的大兵团运动战，指挥所经常昼夜转移，高级将领经常要带部队到几百里外执行任务，人员不可能固定聚集在同一个地点。参谋长不等于必须时时刻刻站在主官身旁，只要指挥链路通畅，命令能够下达到部队，就算履行了参谋长的职责。陈士榘本人既有司令部机关工作经验，又具备带兵攻坚的能力，军委和华野前委才会反复安排他既做参谋长，又兼任兵团指挥任务。
整个华野从组建到改编为三野，大大小小几十场战役，分兵作战是常态，司令部形成了一套现实的工作模式，参谋长领兵在外，副参谋长留守主官身边处理日常参谋业务，两套班子靠无线电联动，保障大仗能够打起来。这套模式有局限，条件允许的时候，大家会尽量聚拢开会，一旦战场需要，马上分开奔赴不同方向。
从莱芜、孟良崮，到豫东、淮海，华野出现的这种指挥人员空间分离，是特定战争环境下的任务分工，不是制度缺陷，也不是个人之间的隔阂。高级将领一身多任，既要参与顶层谋划，又要到一线带兵，这是当年各大野战军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在华野表现得更加突出。战时一切服从战场现实，人员的位置跟着任务走，而不是固守机关岗位的条条框框，这也是那一阶段大兵团作战指挥体系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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