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第七批战犯特赦：13人不符合特赦标准，最后为何全部放行？

你说，关押了二十多年、手上沾过血的战犯，本来已经定了13个人要继续关押，为什么最后全放了？

解放战争结束后，我军俘虏了大批原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还有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的相关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分散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1956年清点的时候，一共是926名。

其实早在这一年，党中央就定了处理的基调，毛主席提出“一个不杀”的主张，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公开传达，最后定下十六字方针：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放在当时，这需要相当大的政治决断，很多人想不通，这些人打了这么多年仗，欠了这么多血债，为什么一个都不杀？

从1959年开始启动特赦，第一批就放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还有末代皇帝溥仪，消息出来，外界议论纷纷，有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就这么把人放了，也有人觉得关着本来就是消耗。

可党的考量从来不止于此，这是了结历史遗留问题，更是为统一战线大局铺路。

1959年到1966年，前后放了六批共296名战犯，可是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特赦工作停了，剩下的人接着关，这一等，就是快十年。

而此时，毛主席已经81岁了，1974年10月他到长沙养病，眼睛得了老年白内障，看文件都要凑很近，一住就是114天。

周恩来也身患癌症多年，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可还是撑着处理所有政务。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专程从北京赶到长沙，当面给毛主席汇报工作。

两个人聊了很多国家大事，谈到压了快十年的战犯问题，毛主席开口就是一句：“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

这句话很短，可分量千钧。

从解放战争结束算起，到1974年确实满了二十多年，当初三十岁进去的，出来都已经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

其实在这次见面之前，周恩来已经悄悄推进这件事了，1974年11月初，他就在公安部的内部文件上批示，要求华国锋整理所有未赦战犯的详细名单，连被捕时间、籍贯、年龄、改造表现都要标注清楚。

12月23日当天，拿到公安部整理好的名单，他当场就批了，要求分类整理后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两个都已年迈病重的领导人，就在197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把这件压了十年的事，推到了实质性阶段。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后，毛主席明确指示，人大开完就要启动特赦。

同年2月，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统计下来还有293名在押战犯，其中219名国民党军官，21名党政人员，50名特务，还有2名伪满战犯、1名伪蒙战犯。

报告里单独列了13个人，说这些人改造态度顽固，不肯认错，建议继续关押，不予特赦。

这13个人里情况最特殊的就是原军统特务周养浩，他当年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当时谁都觉得这个人不能轻易放。

剩下280人，报告建议特赦，安置在农村的生活费定为每月15到20元。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杭州拿到这份报告，翻完提笔就写下长篇批示。

核心一句话，直接打破了原来的所有安排：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他在批示里解释，当年土改杀恶霸，是因为恶霸在当地作恶多端，老百姓都认识他们，不杀没法平民愤，这些战犯关了二十五年，早就放下武器了，老百姓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杀了有什么意义？所以从一开始就定了一个不杀，何必留着这13个拖尾巴？他还说，不放人连欢送会都不敢开，气魄太小了，甚至追问：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

意思明明白白：不分类，不留例外，全部放。

批示传下去，各项工作很快落地。

1975年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所有人都给予公民权。

3月19日，抚顺、济南、西安、秦城四个地方同时召开特赦释放大会，293名战犯全部被点名释放。

细节都按毛主席的要求落了实：释放前开欢送会，多备鱼肉，管够饭；原来定的每月15块生活费太少，直接上调标准；每个人补发100元零用钱，做一身新衣服，过去寄存的私人物品，手表、钢笔之类的，一分不少全部退还。

愿意留在大陆的，给公民身份，安排工作落户口；想要回台湾或者去其他地方和亲人团聚的，直接办手续，给路费，绝不拦着。

最后293人里，280多人选择留下，10个人申请去台湾，全都顺利放行。

谁都没想到，当初被公认为“头号顽固分子”的黄维，那天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当场红了眼眶。

黄维被关押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不肯转变思想，还把全部精力扑在研究永动机上，谁都觉得他这辈子都转不过弯来。

可那天拿到特赦证，他热泪盈眶，当场写下一首诗：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这个细节，当时震惊了很多人。

特赦完美战犯，这件事还没完。

各地反馈情况的时候，周恩来提出来，还有一大批不属于战犯序列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也关押了很多年，应该一起清理。

半年多摸完底，一共查出一万五千多名关押和留场就业的相关人员，1975年7月，毛主席听完汇报，只说了一句话：释放俘虏放得好。

同年11月，所有人员全部走出了监所大门。

从1974年12月长沙那次谈话，到最后全部释放，前后不到四个月，压了二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就这么干净利落地解决了。

你想想，为什么两位病中的老人，非要赶在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收尾？这件事给两岸传递的信号再清晰不过：我们有足够的气魄面对过去，也愿意敞开大门面对未来。

这些人出来后，有的留在大陆安度晚年，为国家建设出力，有的把大陆的态度传到台湾岛，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从这件事里，感受到当年共产党人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