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荆州江陵城内，守将糜芳打开城门，东吴军队几乎没有付出太大代价，便接管了这座重镇。消息传到樊城时，关羽还在与曹军交战。前线鏖战正酣，后方却已经易手，这才是荆州失陷最要命的地方。
后世把这件事概括成“大意失荆州”，听起来简单，实际却把一场复杂的战略崩盘，压缩成了关羽一个人的性格缺陷。关羽当然有责任，但若把全部过错都推给他，反而看不清刘备集团在荆州问题上的长期困局。
荆州不是一座普通城池。它北接襄樊，南通交州，西连益州，东面则直抵东吴腹地。刘备占据这里，既可以向北牵制曹操，也能向西与益州相连；可同样因为位置突出，魏、吴两方都不可能容忍它长期掌握在蜀汉手中。
这块地，像一根插在三家之间的楔子。
孙刘联盟从来不是牢不可破的同盟，而是利益暂时一致。赤壁之战后，双方围绕南郡、长沙、零陵、桂阳等地反复交涉，边界和归属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曾派吕蒙夺取长沙、零陵、桂阳，刘备从益州率军东下，双方一度在益阳对峙，后来以湘水为界暂时罢兵。
这次和解，解决的是眼前冲突，并没有消除根本矛盾。对东吴而言，荆州落在刘备手里，就等于有人控制长江上游和中游的一大段水路。只要刘备集团仍然占据江陵，孙权便很难真正安心。
关羽北攻襄樊，也不能简单说成“忘了防守”。建安二十四年夏秋，刘备刚在汉中击败曹操，曹魏西线承受压力，襄樊一带兵力相对紧张。关羽趁势出兵，围攻襄阳、樊城，水淹于禁所部，擒获于禁，斩杀庞德，声势一度震动中原。
曹操确实曾与群臣商议迁都，后来在司马懿、蒋济等人劝说下作罢。这个细节说明关羽前期攻势相当凌厉，并非一开始就陷入失控状态。对刘备来说，关羽牵制曹军，也能减轻汉中方向的压力，这步棋有军事逻辑。
问题在于，荆州的后方实在太脆弱。
关羽率主力北上后，江陵由糜芳驻守，公安由傅士仁负责。两人掌握着粮秣、军械和地方防务，却与关羽关系紧张。史书记载，关羽曾因军需供应不及时而责备糜芳、傅士仁。严厉治军本无可厚非，但在一支需要长期驻守、又缺乏增援的军队里，将领之间失去信任，往往比城墙不够高更危险。
有意思的是，东吴并非靠强攻取胜。吕蒙接替陆逊后，先故意表现出病重退避的样子，使关羽降低戒心；随后让士卒伪装成商人，沿江西进，突然袭取沿岸哨所。关羽布置在江防上的预警体系因此失去作用，江陵与公安迅速暴露。
吕蒙后来采取安抚政策，约束军队，不许侵扰百姓，还把关羽部下家属妥善对待。东吴这样做，目的就是瓦解守军的抵抗意志。荆州守军发现家人没有受到伤害，军心很快动摇，很多人不愿再为一座已经失去后援的城池拼命。
糜芳和傅士仁的投降，是直接导火索，却不是全部原因。江陵一失，关羽北线军队的粮道和退路同时被切断。更严重的是，孙权军从后方逼近，曹军又在前面反扑，关羽陷入两面夹击。南郡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孤城，它必须依靠持续补给和援军才能守住。
刘备没有及时派出足够援军，也与益州道路艰险有关。从成都到荆州，山川阻隔，粮运困难，军队调动绝非几天之内可以完成。蜀汉虽占据益州和汉中，却没有建立一条能够快速支援荆州的稳定通道。所谓“跨有荆益”，在地图上气势宏大，落实到军粮和兵员调度上，却是另一回事。
关羽自身也并非毫无失误。他在外交上过于强硬，拒绝孙权联姻的方式极不留情，甚至留下侮辱性言辞；面对东吴撤军、吕蒙称病等异常情况，也没有及时判断对方真正意图。一个长期在前线取胜的名将，容易相信自己的威慑力，这种自信在襄樊战场或许是锐气，放到盟友关系里便成了风险。
所以，“换谁去也是守不住”不能理解为关羽无论怎样都没有责任。更准确的说法是：荆州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它很难长期独立存在，关羽的决策失误，只是让这场危机更快爆发。东吴早有夺取之心，魏军也不会放任关羽坐大，而蜀汉又无法及时补上兵力和粮道的缺口。
江陵失守后，关羽率部南撤，试图重新组织力量，却已无险可凭。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在临沮一带被吴军擒杀。荆州由此彻底脱离刘备集团，蜀汉后来再也没有恢复从前那种南北呼应的战略态势。把这场失败只写成“大意”，既忽略了孙权的谋划，也遮住了蜀汉自身布局上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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