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刑事律师闫娟娟-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辩护人如何审查证据

唐山刑事律师闫娟娟-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辩护人如何审查证据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辩护，难度高、敏感度大，这类案件多发生在私密空间，客观证据稀缺，言词证据冲突激烈，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常呈“一对一”格局，罪与非罪的界限极易模糊。

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认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要立足证据，结合经验常识，考虑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准确理解和把握证明标准”。这一规定为辩护工作划定了清晰的底线——证明标准不能降低，辩护空间依然存在。

结合多年办案实践，闫律师将未成年性侵案件中证据审查的几大核心问题梳理如下：

一、“一对一”证据格局下的证明标准坚守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构造具有特殊性，突出表现为证据短缺。行为人多采用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暴力手段，被害人身上往往不留明显伤痕，猥亵儿童案件中痕迹物证更为少见；案件通常没有目击证人，报案不及时又导致生物学证据难以检出。这种证据构造直接导致在案主要证据往往仅有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形成“一对一”格局。

在此格局下，辩护律师首先要做的，是回到证明标准本身。《意见》虽然强调对此类犯罪“零容忍”，但同时明确要求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意味着，被害人陈述即便具有天然的证明价值，也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仍需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

二、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审查。

未成年被害人陈述通常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最重要的证据。但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记忆能力尚在发育中，陈述中出现前后细节不一致、表述模糊甚至偏差，是相当常见的现象。作为辩护律师，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陈述中的矛盾究竟属于“未成年人表达特点所致”还是“根本性的事实冲突”？如果矛盾涉及犯罪核心事实（时间、地点、行为方式），且无法通过被害人的年龄和认知水平加以合理解释，那么这种矛盾就构成合理怀疑的重要来源。

此外，取证程序的规范性也是审查重点。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1条，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需要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实践中，如果侦查机关未严格遵守“一次询问、全面询问”原则，或者询问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诱导性发问，辩护律师应当及时提出，要求审查相关陈述的证明力。

三、“非亲历不可知细节”的适用边界

近年来，“非亲历不可知细节”规则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审查中被广泛运用。这一规则的基本逻辑是：未成年被害人主动陈述出的某些隐蔽细节，若非亲身经历则不可能知晓，因此可以反证陈述的真实性。

从辩护角度看，应当重点审查：第一，该细节是否确实只有亲历者才能知晓；第二，被害人陈述该细节时是否处于不受干扰的状态；第三，被告人对该细节是否有合理解释的可能。如果细节的“不可知性”存疑，或者被告人能够给出合理解释，那么该细节就不应被赋予过高的证明力。

四、间接证据链的完整性与合理性审查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案件中，间接证据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是定罪的关键。

辩护实务中，审查间接证据链时需要关注几个维度：一是传来证据的独立性问题——被害人将被害经过告诉家人、老师后形成的转述证言，其来源仍然是被害人本人，无法与被害人陈述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印证；二是品格证据的使用边界——被告人先前类似行为的证据是否应当作为定案依据，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辩护中应当审慎对待其证明力；三是经验常识的运用尺度——办案机关运用经验常识辅助认定案件事实时，不能与客观证据相冲突，且应符合一般人的认知标准。

辩护律师辩护思路

我认为在未成年性侵案件的辩护中，应当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坚守证明标准不放松。无论案件的社会关注度多高，证明标准都是不可突破的底线。辩护律师应当系统审查全案证据，判断是否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于证据链存在断裂或合理怀疑未被排除的案件，应当果断提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

精细化审查被害人陈述。既要理解未成年人陈述的特殊性，也要敏锐捕捉其中涉及核心事实的矛盾和疑点。对于取证程序不规范、存在诱导性询问的陈述，应当依法提出质疑。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既需要依法从严惩治犯罪，也需要坚守证据裁判原则，确保每一起案件的认定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刑事律师，在这个领域持续深耕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