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廉洁奉公，颇受教员赏识，为何刘彭均建议不要重用此人？

1948年夏，出于实际形势的需要，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由少奇同志担任第一书记。不过少奇同志身兼多职抽不开身，华北局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第二书记薄一波处理，重要事件才由少奇同志拍板。

有天薄一波拿着一份准备提拔的干部名单来让少奇同志检阅，少奇同志对大多数人都是认可的，唯有一个名字，他看了后皱眉思考良久，询问：“怎么把这个人也放进来了？”言外之意，就是自己反对。

但薄一波却坚持己见，争执了很久。最终少奇同志尊重薄一波的意见，让他放手去干，不过同时还说考察干部要全面，如果提拔这个人将来出了什么问题，薄一波要负责任。可见少奇同志对那人还是非常排斥的。

无独有偶，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不到场却挨了批的彭老总给中央写信，除了述说内心的苦楚外，还专门提出建议不要任用两个人，其一就是当年少奇同志持否定态度的。

但奇怪的是，被刘、彭如此反感的对象，却让毛主席和邓公另眼相看，主席曾拿着此人的宣传稿问总理：“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

邓公在80年代后也说过他：“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邓公此评价的背景，是有不少老干部想要把那人拉出来批判，而邓公一语把气温给降了下去，内心的倾向不言而喻。

那么，这人到底身上发生过什么？以至于出现如此反常的情况呢？

相信熟悉党史的读者能看得出来，这个“多面”的人就是柯庆施，他能让几位中央首长给出不同的评价，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人。

少奇同志反感柯庆施，源于在白区工作时的一桩往事。1936年，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柯庆施是他麾下的组织部长。此时日寇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日益加紧，局势较为混乱，我党在各方面都急缺人手。

而平津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因承受了日寇的压力，对“政治犯”无暇多顾，柯庆施就向少奇同志建议，可以给被关押于草岚子监狱的同志们下达指示，要求他们先履行国民党的手续，假意服从，以此获得出来工作的机会。

所谓的国民党手续，就是让被捕人员写“悔过书”，公开脱离组织关系。在草岚子监狱里的同志基本都被关押多年，要他们自己去“悔”，那根本不可能，否则早就出去了。但若是上级组织出于斗争需要，向他们提出策略需求，情况又不一样。

柯庆施希望用“假投降”来换取同志们的安全，这一招比较冒险，无论是下命令的人还是假意“悔过”的人，将来搞不好都容易出问题。

少奇同志思考良久，在请示中央过后，同意了柯庆施的建议。最终在多番的努力下，草岚子监狱的54名同志于1936年9月重获自由，其中包括了薄一波。

对于薄一波来说，柯庆施算得上他的救命恩人，甚至可以称为命中贵人。

薄一波原先在白区工作时并不算特别突出，还被抓去坐了几年牢，为何七大时能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就是因为他在出狱后被派回山西老家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后来成功发展出牺盟会、决死纵队。

即便抗战时期阎锡山翻脸了，也有数万山西新军编入了八路军，这是薄一波的成绩。凭借卓越贡献，他得以跻身核心层。而如果没有柯庆施的建议，他说不定还要被关押更久，那派去山西搞统战的就会是别人了。

诚然，薄一波能力很强，但没有这个机会，他要达到后来的高度也是很难的。他心里也清楚这点，所以对柯庆施很感激，在1948年要吸纳柯庆施进入华北局领导班子。

而在少奇同志看来，柯庆施过于激进，只要能达到目的，不会讲究原则。这类人是很可怕的，所以少奇同志第一反应是拒绝，慎重地让薄一波考虑清楚。

当时都薄一波没有想得那么长远，顶着少奇同志的质疑仍在坚持，最终把事情办成了。不过他晚年在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忏悔：后来事实证明，少奇同志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看法是根据一时一事的判断，完全错误。

关于柯庆施“只要能达到目的，不会讲究原则”这一点，庐山会议的前后最能体现。

此次会议最开始吹的风是“纠左”，柯庆施上山拿的也是这类材料。但彭老总的信送上去后，气氛就不对劲了。在中央只是传阅信件时，柯庆施已察觉到了改变，连夜让人去上海取批“右”的文件。

这个节点中央还没有明确表态，柯庆施的做法可见政治嗅觉灵敏，而且滑头，早就做好两手准备。

事情随后的发展果真如柯庆施所料，彭总承受了巨大压力，而这时柯庆施立马跳了出来攻击，扣上了许多帽子，一些子虚乌有的事，被他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导致彭总的处境更加艰难。

正是因为他这反复的举动，让彭老总心中担忧。能毫无愧疚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人的破坏力太大了。

但是，有人反感就会有人喜欢。柯庆施能一直在高位，很关键的原因是毛主席对其欣赏。

1957年末，柯庆施公开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宣扬要在各方面都加速。主席看后很高兴，在接下来的南宁会议上就对周总理说：“这种文章，你能写得出来吗？”

还有我们现在常说的“全国一盘棋”，最早也是他在1959年公开发表《论“全国一盘棋”》一文，此后才被广泛使用。曾经有一段时间还疯传，柯庆施有机会成为总理。只不过呢，柯庆施身体不太好，1965年就病逝了。

他死后，还有两件相关的事影响深远。一是他当年提议的“假投降”事件，大运动时期真的影响到了下达指示的少奇同志以及听从命令的薄一波等人；二是他从华北到上海，大力提拔了一个人，后来造成了巨大破坏，此人名为张春桥。

当然，柯庆施去世时，这些问题还没有爆发，他的追悼会规格很高，还是邓公念的悼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人提出要审查柯庆施的问题，邓公回复：现在顾不上，以后再解决。

1983年上海有人主张要针对柯庆施以往的言论编录一本书，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专门请示邓公，得到的回复是“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上海那边才停止了动作。

虽然柯庆施执行过一些“左”的政策，但在为官当政方面确实很难挑得出毛病。他做官清廉，对身边人要求也特别严格，有许多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表示他的生活过于简单了，完全不像大官的样子。

他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白天开会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文件。基本上没有应酬，最多的娱乐项目就是跟人下棋。为能了解到一线群众的情况，他还搬到工地上住过一段时间。

柯庆施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也做出了很多政绩。上海牌手表、第一艘万吨轮、第一部照相机、第一座万吨水压机等等都是他在任时搞出来的。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发展，背后也有他的功劳。

柯庆施病逝后，没给家里留下值钱的东西，亲属一度生活落魄。再怎么说他也是担任过副总理的人啊，廉洁到这个程度，让人百感交集。后来还是叶帅特批要每个月给予关照，他们家的情况才好了点。

只能说人无完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