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经济低迷的困局，不是人为扩大内需，而是设法增加民众收入

2026年上半年，一个数字对不上的现象越来越扎眼。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实际增长4.2%；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实际增长2.7%。收入增速比消费支出增速高了1.5个百分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约64.56%，比上年同期还略有下降。

翻译一下：老百姓挣得比花得多，而且多出来的那部分，没有变成消费，变成了存款。2026年6月末，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73.48万亿元，人均超过12万元，仅上半年就新增了7.59万亿元。央行二季度调查显示，62.9%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只有22.5%倾向于“更多消费”。

钱在银行里堆成了山，消费在数据上趴着不动。这不是一个“想不想花”的问题。

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错位：钱不在想花的人手里

消费低迷的根源不在消费端，在收入端。但“收入端”三个字太笼统，需要拆开看。

招商银行年报显示，占总客户数2.65%的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持有全行71.56%的零售客户总资产；97.35%的普通客户合计仅持有不到三成。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数据更直接：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只有8.7万元，存款不到10万的家庭超过74%。

这组数字指向一个被反复验证的规律：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3到0.4，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0.8到0.9。 给一个月入五万的人多发一万块，他可能只多花三四千；给一个月入三千的人多发一千块，他大概率会把这笔钱全部花出去。

有钱的人该买的早买了，多出来的钱变成更多的存款和资产。真正需要消费、愿意消费的绝大多数人，手里没有余钱。当收入的增量持续流向高收入阶层时，整体的消费率很难获得根本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给出了一个正面数据：2021年至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51万元增至4.34万元，年均实际增长5.4%，城乡收入倍差从2.5倍缩至2.34倍。“十四五”的成绩是实在的。但收入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被这个平均数覆盖住。

制度设计的调节缺位：调得了流量，调不了存量

收入分配只是第一层。第二层在税收和再分配制度上。

中国税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仅占9%左右，财产税、遗产税等存量调节工具长期缺位。个税与财产税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个人资本利得税、遗产赠与税等结构性缺位，导致财富调节类税收占GDP仅0.6%，不足发达国家均值2.9%的四分之一。

调得了流量，调不了存量。 财富一旦沉淀下来，几乎没有制度性的力量能推动它重新进入消费循环。一个高收入者把一千万存进银行，这笔钱对他的消费行为没有任何边际影响。但如果这一千万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流向了一千个低收入家庭，每一户多出的一万块，大概率会变成餐桌上的肉、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

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得非常清楚：中长期看，主要是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

这段表述的核心逻辑是：“能消费”的前提是“有收入”，“敢消费”的前提是“有保障”。 两个前提缺一不可。

社会保障的缺口：3.2亿灵活就业者的“不敢花”

“不敢消费”的根源，在社会保障的缺口里。

2026年一季度，全国社保断缴人数突破5800万，20到35岁青年占比超过六成，灵活就业从业者断缴率飙升至38%。在2.8亿灵活就业大军中，真正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只有7057万人。

一个30岁的外卖骑手，每个月跑下来挣8000块，交完社保、房租、水电、吃饭，兜里剩下不到一千。隔壁写字楼里一个同岁的白领，公司帮他交了大头，他每个月自己只掏几百块，社保从来没断过。

同样是30岁，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工作，一个在为自己老了之后的生活存钱，一个连当下都过得紧巴巴。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用人单位分担社保费用，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险费用均需个人全额承担，而灵活就业的收入本身就是波动的——本月月入过万，下月可能零订单。

当一个人每个月的收入减去刚性支出之后几乎没有剩余的时候，“为未来存钱”这个选项在财务上就是不可行的。 不是他短视，是他的收入结构没有给他留下做长期决策的空间。

消费券能拉动的，和它拉不动的

面对消费低迷，各地普遍采用的手段是发消费券。2026年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预计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消费券确实有效。它降低了消费者的实际支付成本，提振了市场客流和营业额，带动了餐饮、家电、汽车、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市场回暖。经济日报的评论指出，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消费者体验，也削弱了消费券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实际效果，需要各地优化发放和使用规则。

但消费券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效”，在于它的效力边界在哪里。

消费券刺激的是“本来就要花、但现在犹豫要不要花”的那部分需求。它能让一个原本打算下个月换手机的人提前到本月换，但它不能让一个每个月还完房贷就剩不下钱的人凭空多出一部手机的钱。

消费券是需求端的时点调整工具，不是收入端的结构调整工具。 它可以制造一个短期的消费脉冲，但它改变不了“钱不在想花的人手里”这个结构性事实。当消费券发完、脉冲消退之后，消费增速会回到由收入增速决定的基准线上。

政策的方向已经转了，但转得够不够

2026年有一个信号值得认真对待。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财政部在解读“十五五”规划时，把“多渠道增进居民收入”写进了提升消费能力的核心举措里。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的判断很直接：“能消费”的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政策需持续聚焦就业保障，完善零工市场、灵活就业支持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稳住岗位，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重点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敢消费”则要筑牢民生底线。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陆毅给出的路径更具体：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福利工程建设，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些表述的方向是一致的：政策的重心正在从“刺激消费”转向“增加收入”，从“让你花钱”转向“让你有钱花”。 但方向转了，力度和速度是两个还没有被回答的问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涉及的是企业利润和劳动者工资之间的分配关系。这个关系的调整，不会因为一份文件就自动发生。它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议价结构、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工会谈判权的实际覆盖范围，以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企业有没有能力在利润空间里给劳动者多分一部分。

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涉及的是财政投入的规模和结构。2026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是1.25万亿元，育儿补贴的中央财政补助是999亿元。这些数字放在14亿人口的基数面前，每一笔都还需要持续加码。

最根本的问题

把上面这些拼在一起，回到那个最朴素的问题：为什么收入在增长，消费却起不来？

因为收入增长的方式，和消费增长所需要的收入分配方式，不是同一套逻辑。

GDP在增长，出口在增长，制造业在升级。但增长创造的价值，流向了资本、技术、头部企业和高收入群体。一个工厂用机器人替代了流水线工人，产出效率提高了，利润增加了，但那几个被替代的工人没有拿到任何一份增长的份额。他们失去的是一份工资，增加的是再就业的压力。

经济在增长，但增长的红利没有同步流向“想花钱的人”。 这就是消费低迷最底层的解释。

化解这个困局，靠的不是让老百姓“更有信心”——信心不会凭空产生。信心来自一个具体的判断：我下个月的收入会不会比这个月多？我失业了有没有东西兜底？我老了之后那笔养老金够不够花？

这些问题每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消费倾向就会往上走一格。这些问题每悬空一个，存款余额就会往上走一格。

2026年上半年，居民存款新增7.59万亿元，消费增速比收入增速慢了1.5个百分点。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说的是同一件事：老百姓不是不想花钱，是在用存钱的方式，应对一个他们对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缺乏确定性的未来。 让这个确定性变得更确定，比发任何消费券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