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献挺：商鸿逵先生二三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商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我在想，如果商先生健在，这十年应该是他在中国史学界大展雄图的时代。

我做商先生的学生，始于1958年，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开学之后，突然决定西语系一年级下放京西斋堂劳动。我的心情为之一怔，没有思想准备，心想我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又参加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本来就是超体力的劳动，我所缺少的并不是劳动，而是文化知识，如果劳动，何必到大学里来呢?因此，我想不通。更有一层，我的英语基础并不好，到京西斋堂村去学英语，我认为是缘木求鱼，因此我提出转系或退学。我找到当年的老上级冯定同志，经冯定同志电话联系后我去找了当时的西语系主任冯至先生。见了冯至先生，把我的上述想法向他申诉后，冯先生是位忠厚长者，对我的上述谈话，不仅未加批评，反而流露出同情和理解的目光说：“我同意你转系，不必退学。”这样我便一块石头落了地，等我到系办公室办转系手续时，办公室搞人事的同志告我：“总支尚未研究，你必须先上斋堂劳动。”

第二天全系在二十七斋门前集合，准备出发。我去送行，碰见总支书记。他指责我“为何逃避下乡劳动?”我答：“战争我都不怕，还怕下乡劳动，我是来学文化知识的。”总支书记复斥我“无组织无纪律”,我则答以“系主任冯至同志已批准我转系，我正是按照领导意图行事。”正在吵得难解难分之时，适马适安同志也前来送行，马校长叫我到校长办公室谈话，这场“风波”才算过去。这在当时(反右刚刚过去，党组织的威信极高，听党的话的口号响彻云天的时代)我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同党总支书记公开对抗，被许多人目为无法无天，有人甚至把我说成是漏网右派。

我同马适安同志到办公室后，马校长即电话同历史系副主任许师谦同志联系，这样我才转到历史系。这是我作商先生的学生之前，“大闹”西语系的一段经历。

到历史系报到后两天，历史系新生也要下放劳动。不过不是到农村，而是去石景山钢铁厂劳动，当时的口号是“半工半读”。临出发时，我看到除一年级四个班的新生外，尚有一男一女两位长者，女的戴眼镜，文质彬彬，男的年过半百，身装蓝布中山装棉衣，神态虽自然随和，但又令人感到是位饱经沧桑的学者。他就是我的老师商鸿逵先生，那一位女性是陈芳芝老师。依当时的大形势看，商先生随一年级下放，也含有某种程度的“锻炼”与“改造”成分在内。

总的看，商先生的处境并不太好，但商先生很达观，也很随和。当时学生在转炉车间扛铁块，三班倒，劳动强度很大。商先生免予劳动，每天给我们开两节古汉语课。上课地点就在石钢图书馆。我们几百人就住在五一剧场后边的平房内，商先生也同男生住在一起。学生因为劳动强度太大，商先生上课时不少人打瞌睡，也有一些学生缺席不来上课，因为当时强调的是“半工”那一面而不是“半读”这一面，所以商先生对此事只好顺其自然。我是上课最准时，听课最认真的一个学生。两节课之外，有些疑难问题我也随时向商先生请教。商先生当时对能有我这样一个学生向他请教，而感到欣慰。

五八级的学生来源大体分三部分，一是调干生；二是干部子弟；三是来自全国各地中小城市的农家子弟。当时不少来自农村的同学生活上发生困难，商先生很同情他们，他们生病时，商先生总是领他们上医院、替他们挂号、取药。河南来的杨西堂、刘保金就多次得到商先生的关照。商先生因为也是来自田间，故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总是给予照顾、寄予同情。

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的十个月中，除八小时劳动、两小时古汉语课外，其他时间属于个人支配。我在此期间同商先生聊天，我向他谈我的家世、出身以及从军后的经历，谈得很坦然。商先生的经历、出身、我不便多问，仅知他当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交谈中，商先生知我的上辈曾从军西北，与西北军一些将领有过隶属关系，而商先生同西北军一些高级幕僚人员如邓哲熙、戈定远、吴锡琪等先生亦系旧交，上述诸位先生也是家父当年的一些同事，因此关系就更进了一层。商先生知我幼年生长在新四军娃娃剧团，而军长曾是陈毅同志，商先生一次很高兴地说：“你是陈老总的旧部，我当年同陈老总亦有一面之雅，看来我们是有缘分的。我们的关系不仅是师生，而应该在师友之间。”

在石景山钢铁厂近一年的劳动中，我同商先生几乎天天接触，有时礼拜天他回家一趟，当天晚上就赶回来，因此谈心的时间很多。所谈内容多属于民国掌故，更深一层则属于清末民初易代之间的史料。上述内容，在商先生如数家珍，对我则是茅塞顿开。随着谈话的逐步深入，商先生给我开了一些书目叫我阅读。他说：“对一般同学，我就不开这些书目，你不同，你有战争经历，能够独立思考，这是你的优势。”

1959年9月底，我们“半工半读”结束，返回北大正式上课。不久“三年困难”时代来临，课程虽已正规，但经济情况严重，不少同学浮肿，商先生的状况也很窘迫。

三年级后开始分专业，在这之前，商先生曾对我说，“你喜欢民国史，我劝你学习明清史，这样，对你以后研究民国史会有好处”。因此，我就学了明清史专业，指导教师也是商先生。

那时商先生住中关村一个四居室的单元内，先生的几个子女都在上学阶段，日子过得很清苦，但商先生精神状态很好。对于学生前来请教问难之事，总是和颜悦色、坐而论道，直到学生心领神会告辞时，他总是把同学们送到门外。

商先生知道我对民国史感兴趣，便说：“你学明清史，对你今后研究民国史会大有好处，不了解前者，很难准确地了解后者。”为使我系统地熟悉民国史，1961年他通过民革关系，把我推荐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去实习。经米暂沉、邓哲熙先生介绍，我拜访了不少民国时代的官员和高级将领如张钫、于学忠、何思源、韩多峰、孙桐萱等先生，也结识了一大批西北军出身的中级将领，既有了感性知识也掌握了活的资料，补充了书本知识的不足。经过这一番实践之后，商先生又推荐我读李泰菜先生的《国民军史稿》和简又文先生的《西北从军记》等著作。商先生本是治明清史的专家，但他对民国史的研究之深，造诣之高也是第一流的。对于我这个学生，他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四年级开始准备毕业论文。一次北方昆曲剧院请翦伯赞先生看《李慧娘》,同时也请了商先生，先生因事不能去。在谈到看戏时，商先生忽然提到我的毕业论文，他说：“你过去学过戏，翦老希望你学了历史后还去搞戏，我看你的毕业论文，就以《桃花扇本事考》为题如何?翦老也有此意，这个题目搞起来是不会太寂寞的。”这样，我就在商先生的指导下，阅读了侯朝宗、陈定生、冒辟疆及阮大钺等人的文集和剧本。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正是中苏交恶的时候，《光明日报》也展开对《桃花扇》的讨论，在肯定李香君时对侯朝宗大张挞伐，尤其对侯朝宗的变节，调门很高，我受此观点影响，在论文的第一稿中，对侯朝宗应清朝乡试的事，也口诛笔伐，几乎把侯说成汉奸。另外，对杨龙友(文聪)也多所指斥。商先生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苏关系不同于明清关系，不要简单类比。历史看百年，不能看眼前，对侯公子出而应乡试，应从历史角度看，可以高抬贵手，对杨龙友这个人要重史实，重晚节，不要苛责，人无完人。”

我去看翦伯赞先生时，曾婉转地把商先生上述观点转告翦老。翦老说：“历史看百年，这个观点不错。商先生是清史专家，他是孟森的门人，对清史他的观点是对的。清朝的版图极大，康熙是一个了不起的皇帝。”

1963年，我毕业分配到北京京剧团工作。离校前不久，我去商先生处告别。商先生很高兴，但又有些“相别何太速”的神情。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为人太直，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似应有所警惕。”这之后，是四清，紧接着是十年动乱。

1969年大乱高潮刚过，我去看望商先生。商先生已不在中关村，被赶在未名湖北岸的一所平房之内。几口人住在一间房内，子女已经下乡插队。商先生神态依然如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十年动乱这场浩劫似的，实际上商先生在动乱中是吃了不少苦头的。

1981年，前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同志欲写回忆录，他是参加平津战役的高级将领之一，但不熟悉当年北平城内情况，想请商先生帮忙，请民革中央予以协助。我同宋文同志前往商先生寓所(当时商先生已搬到燕东园，生活条件已大为改善)拜访商先生。商先生听后欣然致书民革中央张克明同志，请张先生大力协助。经张克明先生介绍，我同宋文同志拜访了当年北平城内守将之一黄翔生先生及侯镜如、郑庭笈、刘春方等先生。等郑维山同志回忆录出版时，欲面谢商先生，但此时商先生已经作古。对此双方可以说都是憾事。

我受业于商先生的时代，是个讲政治挂帅、讲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又是以论代史，反对“白专”的时代，学生批判先生，反对师道尊严之事屡出不鲜，弄得教师无所措手足，不知如何讲述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那时师生之间是很难建立私人交谊的。而我同商先生的亲密关系，在那个时代，应是一个例外。我同商先生相处五年，对商先生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商先生在学术上不媚俗，不盲目紧跟，也不自卑，更不作过多的违心的表态。他也没有自我标榜，在那个千百万人头脑发热的时代，商先生很冷静。(私下亦有忧国之心表露),在校系各级学术活动中，也未见他有过慷慨陈词。我认为商先生处世同他治学一样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但又很讲究方式方法。商先生在那个时代，表面看似乎很平淡，实则极为难能可贵。他的骨头很硬，但外表又很柔软，可以说是外圆内方，也可说是外柔内刚。一句话，商先生是一位人品方正，造诣很高，在大浪潮中又不为流俗左右的忠厚长者。

1994.1.20

来源：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