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需避免“稳定的衰退”——访澳归来看中澳关系

作者：李彦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所所长助理

四年前，新上任的阿尔巴尼斯政府面对跌至谷底的中澳关系，提出了“在可以合作处合作，在必须反对时反对，基于国家利益开展接触”的对华关系三段论。此后，在中澳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企稳向好，政治对话、经贸联系与人文交流也不断恢复。但在四年之后的今天，中澳关系将向何处去？上周，上研院团队时隔三年再次访问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政府、智库专家及高校学者就中澳关系开展了交流。我们注意到，在双边关系的平静水面之下，一些趋向仍值得关注和深思。

一是当前双边关系的“稳定”状态是更进一步的基础，还是对关系预期的上限？对比三年前的访问，我们明显感觉到，澳大利亚政策界对当前双边关系的现状颇为满意，对进一步改善中澳关系似乎并不那么急切了。在工业脱碳、人工智能等领域，似乎建立对话渠道本身已是足够的进展。对正在开展的中澳自贸协定十年盘点，许多澳方专家也并不看好能在原有协定基础上取得重大突破。尽管一些学者将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进展缓慢归因于反对党的压力，但对刚刚在去年的大选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并有望在未来较长时段内连续执政的工党政府而言，这种解释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信服。

▲9月10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2026澳中博览会上，参展商介绍澳大利亚羊毛制品。（图源：新华社）

二是中澳既有的经贸和人文合作空间日益受到模糊的“国家利益”概念的侵蚀。从达尔文港到北方矿业，中企在澳的投资正继续面临外资审查的压力；今年8月澳外长黄英贤宣布终止澳国立大学与山东大学联合办学项目，更被视为两国教育合作中的一项标志性事件。尽管澳方官员强调上述案例仅是沧海一粟，并不代表中澳教育交流的整体趋势，但缺乏透明度和明确标准的“个案审查”无疑对民间合作带来显著的寒蝉效应。本次访问中，许多高校学者也表达了对此的忧虑，并认为今年以来两国教育合作面临的政治审查正在收紧。

三是澳方在战略和安全议题上的对华成见并未缓和，反而在澳战略圈内不断呈现自我强化的态势。如在地缘战略、网络安全、与南太岛国关系等议题上，一些澳方的政策界专家认为其对中国的判断是无需讨论的事实，将其默认划归到“在必须反对时反对”的架构中，忽视两国在相关议题上事实存在的共同关切与对话空间。这种对重要议题沟通与对话的缺失，使中澳关系当前的“稳定”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这些因素不免使人隐隐担忧，中澳关系虽不太可能再像4年前那样，陷入戏剧性的自由落体，却可能正“稳定地”滑向衰退。

总的来看，这种趋势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从文化认知看，澳大利亚对华的意识形态偏见仍长期存在。作为白人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对自身政治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尽管特朗普的两次执政令美式民主失去神话色彩，澳大利亚人对美国的观感也因此直线下降，但许多澳大利亚人仍然相信，只要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一切都会重回正轨。另一方面，与澳大利亚有着截然不同制度的中国不仅保持了政治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前沿技术领域也正不断取得突破，令澳大利亚进一步产生了失衡与焦虑的心态。

二是从战略传统看，“对被抛弃的恐惧”使澳大利亚长期陷于依赖美澳同盟的惯性之中。近年来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及其引领国际秩序意愿的降低则进一步加剧了澳大利亚的这种恐惧。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其“美国优先”和“唐罗主义”的政策取向令澳大利亚倍感受伤，其交易式外交特质更引发了澳大利亚对“越顶外交”甚至“中美共治”令澳大利亚利益受损的担忧。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澳大利亚战略界的主流仍试图通过加深与美国的战略绑定缓解自身的焦虑。本次重访堪培拉可以明显感觉到，随着澳大利亚在“奥库斯”和关键矿产合作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重新稳固了战略联系，澳大利亚战略界已不再如去年初那样焦虑，重新回到了其“以美澳同盟为纲”的战略舒适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认知被澳大利亚政策界逐渐“内化”，仿佛助美“竞赢中国”成为了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之所在。

▲7月2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深化人民币国际使用，赋能中澳经贸互联互通”主题活动现场。（图源：新华社）

三是从国内政治看，澳大利亚在中澳交恶时期遗留的政策惯性仍然存在。2022年的大选中，工党政府从自身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而是在以更务实方式稳定中澳关系的同时，强调其在安全与国防政策上的“连贯性”。澳大利亚安全部门的对华鹰派继续通过外国投资法、对外关系法等既有框架赋予的审查权力限制中澳合作的深化；国际经济的泛安全化倾向和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兴起，则进一步扩大了安全部门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展望未来，中澳关系是否会就此“温和地走进良夜”？在此我作一些个人的思考：第一，澳大利亚近几次大选的经验已经不断证明，经济与民生才是真正决定澳大利亚民众选票的关键所在。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服务贸易等前沿领域合作边界的拓展，符合澳大利亚自身的经济利益。第二，在国际秩序从美国霸权向多边主义不可逆转型的动荡变化期，维护国际多边主义、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是中澳双方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第三，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地区发展援助等议题上，中澳双方有着相通的利益诉求与关切，需通过政策协同而非分辙两向实现有效的治理。应该说，只有“在一切可以合作处合作，在一切有分歧处对话，寻求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才能让中澳关系真正走上稳中向好的正确轨道。当然，对澳大利亚而言，这需要战略想象力，也需要政治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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