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的傅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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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傅作义，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呢？

喜悦、不安、庆幸、惶恐……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北平和平解放之初，傅作义的日子并不好过。

《人民日报》称他为“战犯”，要求他“折罪”，还被基层干部通知去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傅作义一度又怒又慌，甚至想过出国。

原先统率五十多万大军的军政大员，突然被当作需要登记的“旧人员”，这种落差不是谁都能坦然接受的。

好在1949年2月，老师在西柏坡接见了他，当众说“你傅作义是有功的，北平没打起来，人民不会忘掉你！”，把傅作义最担心的“清算”问题解决了。

到开国大典时，傅作义不再是“战俘心态”，而是“被新政权接纳的人”。

但这种“接纳”不代表高枕无忧，毕竟傅作义自己也清楚，这次“起义”说到底，还是被解放军逼出来的。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入关，华北野战军合围，傅作义的五十多万大军，被分割在张家口、天津、北平三地，退路全断。

之前蒋介石几次让他南撤，但老傅明白自己不是老蒋嫡系，撤到江南就是被吞并的命，始终不为所动。

傅作义曾幻想“守住北平，做第三个局面”，但天津29小时就被攻克，指挥官陈长捷被俘，最后的筹码没了！

到了此时才被迫“起义”，他也明白这个不光彩，所以在政协会上说“要在新社会将功折罪”。

“将功折罪”四个字才是他真实的心态：不是“功臣”，而是“折罪”。

考虑傅作义的微妙处境，他在开国大典上他心情，最真实的恐怕是“不安”：自己虽成了座上宾，但手下的兵都被改编了，这种礼遇能维持多久？

老师笑着叫他“宜生”，称赞“有功”只是统战策略，谁知明天会不会翻旧账？

傅作义后来一些小心思，与这种“降将心态”不无关系。

国民党很多人骂傅作义不战而降，其实他对蒋介石，真的够意思了。

傅作义是晋绥军出身，属于阎锡山的底子，在国民党体系里算“杂牌”，但他打起仗来，比很多黄埔系都拼。

抗战期间：1933年长城抗战、1936年百灵庙大捷，他是少数主动对日作战的将领。

解放战争：1946年攻占张家口，1947年偷袭西柏坡差点得手，他给蒋介石出的力，不比任何嫡系少。

在决定起义前，还放走了不愿投共的蒋介石嫡系，没有强求所有部下跟他走。

第13军军长石觉，坚决不愿投共，傅作义安排飞机把他和部属送走；

第4兵团司令李文，原本答应留在北平，但出城后被人羞辱嘲讽，不再愿意留下，傅作义也放他走了。

老傅完全可以把这些人“一锅端”全绑了，送给解放军当投名状，但他到底念及旧情，对老蒋的嫡系留了最后一份体面。

至于说不战而降，那就真的搞笑了！

华北“剿总”说起来五十万大军，真正能听老傅指挥的只有二十万，其余是中央军嫡系，他根本调不动。

之前放弃南撤，想着打一打看，如今天津29小时被攻克，北平已成孤城，哪还有“战”的本钱？

当时全国战局已经明朗：东北全境解放，四野百万大军入关；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国民党主力被围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求和，国民党政权已离心离德。

无论老傅主观上想不想打，客观上首先是“打不了”，起义也是在绝境里，给几十万军民、给他自己找一条活路。

他放走不愿投共的旧部，是对蒋介石的交代；他选择和平解放北平，是对历史、对百姓的交代。

对这两件事，他都不亏心：对老蒋，尽了旧军人的忠义；对百姓，尽了守土之责；对历史，选了一条最不流血的路。

但在部队改编上，傅作义有自己的小心思：他不同意改编混编，而是希望保留原来的人员和编制。

傅的理由：长春起义的曾泽生，起义后保留了他的军队；北平古都重要性远高于长春，我率部参加起义，应该按照曾部的待遇。

这个条件当然被我军拒绝了，毕竟此一时彼一时，历史背景完全不同了，最后决定将傅作义的20万人马打散混编。

除了军队改编事宜外，傅作义还想搞联合政府，提出“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北平一切军政事宜。”

当时负责北平政务的叶帅，直接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北平一切军政事宜，已移交我党我军，不能再有其他政权机关。

傅作义在军队改编、政权设置上的两个小动作，让平津总前委对他产生戒备之心，发电中央时评价老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我靠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我靠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

这个时期的傅作义，显然存在“翻盘”的念头，甚至于他当水利部长，也与此有直接关系。

老蒋政权的国防部长徐永昌，曾以老蒋私人代表的身份，在北平起义后与傅作义见了最后一面，他在日记里记录下傅的言论：

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 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 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 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 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

和徐永昌分别后，傅作义从绥远回到北京，找到老师希望分配工作，他说：“河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我愿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

老师本想安排傅做军队方面的工作，但傅作义主动提出做水利，老师自然尊重傅的个人意愿，于是安排他担任了水利部长。

傅作义为何要做水利部长，许多人猜测他的如意算盘，是想“藏兵于农，等待时机”，用今天话来说就是“猥琐发育”。

这也不是老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徐永昌记录下了傅的原话：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xx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xx绝不能成功。

除了国民党方面的证言，我方这边也有相关记录，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在2001年出版了自传《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其中268页有这样一段内容：

约一年后的一天，他（傅作义）找到毛主席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 毛主席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

猫按：傅找老师坦白的时间是1951年，当时我军在朝鲜战场取得重大胜利。

这批电台、武器的数量，师哲并没有记录，倘若数量庞大，则傅作义的企图不问可知。

因为老猫认为，49年建国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傅作义，心里肯定是百味杂陈。

他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也清楚自己在新政权中的位置有多微妙。

他在形势面前选择了保全北平，也保全自己，但保全之后的路怎么走？他心里没底。

这种没底，伴随了傅作义后半生。

他后来担任水利部部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从黄河防洪到淮河治理；从长江、荆江分洪，到全国各地的大小水利工程，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江河湖泊。

做事勤恳，为人低调，从不张扬，这既是他性格使然，也是身份使然。

一个降将在新政权里做事，低调是最好的护身符。

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份“降将”的低调，让他在水利事业上，做出了实打实的成绩。

他不争功，不抢镜，把心思全扑在治水上。

老师曾评价他“对水利工作有功劳”，伍豪也多次肯定他的专业精神。

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最终把后半生交给了江河堤坝，这份转型本身，也是对历史的一种交代。

让他从一个“降将”，变成了被人民记住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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