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万里怒斥：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死活

1977年6月，中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派万里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是农业大省，也是当时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万里到任之后，没有急着开会布置工作，也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下去看。

万里后来回忆说，他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他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不开会，不作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

他看到的东西，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淮北和皖东有些穷村，门窗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万里说，他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在走访中，他见到过没有棉衣只能躲在灶门口草窝里取暖的老人，看到过家徒四壁、无隔夜之粮的农家，也看到过在寒风中扒火车外逃的人群。更让他不安的是，他在清查工作过程中不断收到邻省发来的电报和信函，反映安徽省大批灾民外出逃荒，涌进了他们的城市，要求安徽派人去把灾民带回来。

1977年8月21日，万里在稻香楼宾馆召开座谈会，由省农办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全面汇报农村的严重情况。

周曰礼的汇报持续了四个半小时，内容涉及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瞎指挥，以及形式主义、浮夸风和农民负担重等问题。他列举了大量事实，其中几组数字让万里沉默了很久。

十年动乱期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一直徘徊在60元上下。由于价格因素，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比五十年代下降了30%。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中，人均年收入100元以上的只占10%，60%的队只有60元左右，40元以下的约占25%，还有5%的队、约300万人左右，常年处在饥饿线上挣扎。

除10%的队可以维持温饱外，其余90%的队都是“三靠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根据各地框算，大约30%的队即使把全部资产包括土地、耕牛、农具、房屋都变卖了，也还不清国家的贷款和扶持款。这些生产队名义上有一块集体经济的招牌，实际上是个一无所有的空壳，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

汇报结束之后，万里说了一段话。他说自己长期搞城市工作，对农村情况了解得很少，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想不到农村还这样穷。他随后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

“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万里批评的“瞎指挥”，有具体所指。

他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讲得更透。他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要管；农民生产的产品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委会上来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

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种大蒜本来是很简单的事，农民自己知道怎么种。但当时的规矩是，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上面都有规定。农民想在自己院子里种几分地的大蒜，也得看上面的脸色。

万里到安徽之后去农村走访，看到一户农民院子里种了大蒜，苗长得碧绿，但一颗挨着一颗很密。他问队长这样种能不能长大蒜头，队长告诉他，这片蒜地可以收获三次，先卖青蒜，再卖蒜苔，最后才卖大蒜头。万里听完之后说，中国的农民多么聪明，他们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还愁农业搞不上去吗？

那几个月里，万里没有停留在感慨上。他把农委的周曰礼等人派出去做专题调查，起草对策。1977年9月20日到24日，省农委在滁县召开了农村政策座谈会。在此基础上，省委搞出了一份《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的草案，常委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几上几下，最后形成了正式的试行草案。

“六条”的核心内容有几条：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些内容放在今天看似乎理所当然，但在1977年的政治气候下，不是太好搞，万里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万里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六条”传达下去之后，听传达的人数之多、情绪之高，为多年来所未有，而且奔走相告，连最偏僻角落里的农民也知道了。但有些干部满脑子“阶级斗争为纲”，听到“六条”的传达竟吓了一跳，忧心忡忡地说：“怎么能以生产为中心呢？纲到哪里去了？不怕再批唯生产力论吗？”

万里在1977年说的那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住了。但比那句话更重要的是他接下来做的事。

“省委六条”出台之后，滁县地区率先试点，来安县、凤阳县的一些生产队开始尝试联系产量的责任制。

1978年冬天，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一张纸上按下了手印，搞起了“大包干”。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关友江后来回忆说，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穷困村，由于吃不饱，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外出讨饭。分田到户之后，一个生产队收的粮食从过去一年的三四万斤变成了十三四万斤。

万里到小岗村考察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多粮食，非常高兴。他跟关友江说，共产党要让农民过好日子，解放全中国的目的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现在不仅没有过上好日子，还很贫穷，小岗村这样干了，我准许你们干三到五年。

从1977年6月到安徽，到1977年11月28日“省委六条”正式发出，中间隔了5个多月。这5个多月里，万里跑了20多个市县，听了4个半小时的汇报，说了那句“什么都不管，就是不管农民死活”的话，然后把这句话变成了6条具体的规定。那些规定后来被证明，是农村改革真正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