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夏末，陕南秦岭一带，359旅独立大队教导员杨润贵举着望远镜，盯住了公路尽头那支队伍。对方穿着灰军装，队形整齐，肩上背着枪，远远看去，和自己人没有太大区别。
侦察员兴奋地报告：“教导员，像是友军。”
杨润贵没有立刻回应。他看了很久，反而下令：“全队退回树林，先别接触。”
这道命令，当时让不少人想不通。部队连续奔波，身后又有追兵，眼前好不容易出现一支“友军”，按常理应当尽快靠拢。可杨润贵盯上的，恰恰是这支队伍身上“不像打过仗”的地方。
中原突围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部队被迫实施突围。359旅在王震等指挥员带领下，经过连续作战，摆脱围堵，向陕南方向转移。
突围并不等于脱险。部队与上级联系中断，电台又在战斗中损坏，许多部队只能依靠侦察、判断和缴获的物资继续行动。命令传不过来，敌情摸不清，任何一次误判，都可能让一支部队陷入重围。
为了掩护主力，徐国贤率717团承担了牵制任务。部队边打边走，多次击退追兵，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沉重。等到任务完成，原本的建制已经被打散，能继续行动的人员只剩下数百人，粮食和药品更是所剩无几。
部队进入嘴头镇时，镇子已经空了。百姓为躲避战乱撤离，街巷里没有补给，也没有可以打听的可靠消息。短暂休整刚开始，追兵便从后方压了上来，战斗随即爆发。
夜幕降临后，部队再次被冲散。二营、三营的人员合在一起，只剩八十多人。前方是一条狭窄山沟，左右皆是陡崖，山沟出口还传来敌人的说话声。敌军以为猎物已经困在笼中，甚至准备天亮后搜山。
杨润贵很清楚，留在沟底只能等着天亮。硬闯山口，等于主动撞上敌人的火力；原路返回，也会暴露行踪。几个人借着微弱天光查看崖壁，发现那里虽然陡峭，却没有敌军布置警戒。
“从这里上去。”杨润贵说。
有人担心崖壁太险，他又补了一句：“不走，天亮就走不了了。”
战士们把枪背在身后，前面的人伸手拉，后面的人托腿，借着树根和石缝一点点向上挪。有人滑落，旁边的人立即拽住；有人手掌磨破，也不敢出声。经过艰难攀爬，八十多人竟从敌人没有设防的绝壁翻了过去。
天亮以后，敌军才发现山沟里空无一人。面对那道几乎无法攀登的崖壁，他们很难相信，一支疲惫不堪的小部队竟从这里脱身。可是杨润贵等人并没有真正摆脱危险，新的麻烦很快出现在公路上。
翻过山岭后，部队来到一条较为平坦的道路附近。走大路速度快，却容易暴露；钻进山林安全，却可能迷失方向。正当大家观察地形时，一支队伍从远处走来，服装、枪械都像解放军，行军速度也不慢。
杨润贵再次拿起望远镜。对方衣服过于整洁，队伍里没有明显的伤员，也没有连续作战后的疲态。更奇怪的是，几名士兵抬着式样陌生的大箱子，队列看似齐整，脚步却不统一，彼此之间缺少真正部队行军时的呼应。
他问身边干部：“你们认得这是哪一部分吗？”
没人答得上来。
这就是破绽。突围部队彼此之间都有番号、口令和联络办法，陌生队伍即使穿着相同军装，也不可能只靠远远一望便确认身份。杨润贵没有派人上前，而是让部队贴着树林向后移动，同时派出侦察员观察公路动静。
有战士低声说：“要真是自己人，岂不是错过了？”
杨润贵回答：“多走几步，总比撞进包围圈强。”
侦察员很快带回消息。那支所谓的“友军”确是敌人伪装而成，他们企图从前方截住突围部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敌军伪装队伍与后方追兵相遇后，双方都没有认出彼此，竟先交火，打了一阵才弄清身份。
这场误会替独立大队争取了时间，也证明杨润贵的判断并非多疑。敌人已经从前方迂回，说明平坦道路上很可能布置了哨卡。此时若继续走大路，人数少、弹药缺的独立大队极易被两面夹击。
杨润贵随即改变方向，带部队返回秦岭深处。山路难走，却能遮蔽行踪；敌军人数多，进山后反而难以展开。独立大队不与敌人硬拼，依靠熟悉地形隐蔽转移，必要时突然出击，补充粮食和弹药。
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奔袭和周旋，他们终于甩开追兵，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找到隐蔽通道，穿过封锁线，向陕甘宁边区方向转移。那支从公路上走来的“友军”，没有成为援兵，却成了这段突围途中最危险的一道陷阱。
关键时刻，枪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判断却能。ે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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