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6年6月，北京西城区阜成门附近，毛小青坐在“毛家菜”二楼雅间里，面对《青年记者》的采访，谈起自己的家世。
记者问：“您和毛主席是亲属吗？”
她没有绕弯，只说：“是侄女，这个身份没必要不承认。”
这句话听起来平静，却有分量。对毛小青而言，血缘关系是事实，不需要刻意遮掩；但事实本身，也不应当变成可以四处通行的凭证。她真正看重的，是一个人离开家族光环后，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这份态度，与她父亲毛泽连的处世方式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前，毛泽连一直生活在韶山，以种田和做短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因为和毛泽东有亲属关系，他并没有因此过上轻松日子，反而常被人压低工钱，连吃住都难以保证。
1927年前后，毛泽连曾替地下工作传递消息。一次躲避搜查时，他的左眼被树枝划伤。由于不敢及时医治，伤势逐渐恶化，后来左眼失明。即便如此，他仍要承担全家人的生活，十多口人的吃穿，不能因为眼睛受伤就停下来。
1949年10月，毛泽连第一次来到北京。此前，他只从报纸和传闻中知道，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韶山的三哥已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宣布新中国成立。到了北京后，他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面，兄弟二十多年未见，开口谈的却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家里的收成和老人的身体。
毛泽东得知他的眼疾后，安排他到医院检查。手术持续了数小时，左眼最终被摘除，右眼得以保住。出院时，他得到一件呢大衣和一些生活用品。毛泽东还叮嘱他，回韶山好好种田，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这句话朴素，也很明确。亲属可以得到必要的医疗帮助，却不能借关系谋取特殊待遇。毛泽连回乡后继续务农，后来还主动停止领取每年二百元的补助，靠双手把几个孩子拉扯大。
毛小青出生于1954年，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小时候见过伯公毛泽东回韶山，曾在祖屋前牵过他的手。那张留下来的合影，记录了一个孩子与长辈相处的片段，却没有改变她后来必须独立面对生活的事实。
少年时期，她曾向毛泽东说起过参军的想法。老人没有直接替她安排道路，只是劝她先把书读好，将来依靠知识为国家做事。1970年，毛小青进入部队，在通信岗位上接受锻炼。山路崎岖，线路设备沉重，她背着十多公斤器材往返奔波，靠训练和考核取得成绩。
连队里，许多人并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有人追问，她常用一句“韶山姓毛的多着呢”带过。这样的处理并非否认亲属关系，而是不愿把身世变成别人评价自己的主要依据。她要让同事先看到工作表现，再知道她是谁的后人。
复员以后，毛小青在长沙工厂工作过，也在旅游部门接触过餐饮管理。1993年冬天，弟弟邀请她到北京参与经营“毛家菜”。她筹集十二万元，带着一些退伍老兵北上，准备从餐馆经营做起。
开业初期并不顺利。店面曾遭遇断电、砸门等麻烦，经营压力很大。她给父亲写信说明情况，毛泽连回信只有一句：“不欠人人情。”
这句话成了她后来做事的准则。为了把湘菜做好，她请教毛主席身边的厨师，整理旧菜谱，反复试做东安子鸡、清炖菜肴等传统菜品。厨房常常忙到深夜，味道不合适就重新调整，绝不因为家族名声而降低要求。
餐馆逐渐稳定后，前来用餐的并不只有普通食客，也有许多老兵和学生团体。对生活困难的退伍老兵，她常常给予照顾；遇到学生参观，她便用家乡口音讲述韶山往事和革命历史。后来，店内还举办过相关影像展览，长期面向公众开放。
有人据此猜测，毛家经营餐馆是因为得到了特殊照顾。毛小青对此并不认同。她认为，家族留下的不是一张可以反复使用的通行证，而是一份不能丢掉的规矩：不攀附，不索取，做事要有分寸。
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再次问她如何看待“红二代”这个称呼。她端起茶杯，回答得仍然直接：“身份是事实，没必要回避。关键不是你是谁家的孩子，而是你做了什么。”
这句话被刊登在那期杂志上，也成为她面对家族身份时最清楚的回答。她没有把血缘关系藏起来，也没有把血缘关系摆在前面。她选择的路，正是父亲毛泽连留给子女的那条路：该承认的承认，该承担的承担，事情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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