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6月，台北素书楼外，钱穆已经双目失明，身体也十分虚弱。这位一生辗转江南、香港、台湾的史学家，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反复叮嘱家人：身后不要葬在台湾，要把遗体送回故乡。
这句话听起来平静，却不是一时情绪。钱穆晚年居住台湾二十多年，著书、讲学、授徒都在这里完成。可在他的内心深处，真正能够安放个人根脉的地方，始终是江苏无锡，是江南乡土，也是少年时代熟悉的文化记忆。
钱穆的漂泊，并非源于个人爱好。1949年初，国内局势剧烈变化，他离开江南大学，回到苏州老家。停留时间很短，便经上海、广州前往香港。有人劝他留下，他没有多作解释，只说：“读书人的事，还是读书。”
到了香港，钱穆并没有现成的名望待遇。初到时，他在华侨工商学校任教，生活相当清苦，甚至曾寄居在学校教室里。可他没有把困顿看成终点，很快投入教育事业，参与创办亚洲文商夜校。
办学最难的不是理念，而是场地、经费和学生。钱穆亲自授课，四处奔走，逐渐把一所条件简陋的夜校办出了规模。1950年，学校改为日间授课，并定名为新亚书院。这个名称，寄托着他对中国文化教育延续下去的期待。
新亚书院后来得到社会和外部机构的资助。钱穆并不排斥资金，却坚持一条底线：捐助者可以帮助学校，却不能干预办学和学术。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坚持，他回答：“学校穷一点不要紧，不能没有自己的骨头。”
这份坚持，使新亚书院逐步站稳脚跟。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钱穆支持合并，并参与了校名等重要事项，但他与学校管理层在办学理念上逐渐出现分歧。1964年，他辞去职务，把更多时间用在著述和研究上。
有意思的是，钱穆远离校务，并不意味着能够远离时代风云。香港局势在1966年以后渐趋紧张，社会气氛发生变化。对一位年近六十、专心治学的学者而言，继续留在原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选择。
蒋介石此前便多次邀请钱穆赴台讲学。两人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交往，蒋介石对他的学问颇为尊重，但钱穆始终不愿进入政界。钱穆可以接受礼遇，却不愿以学术换取职位，这一点在他们的交往中一直十分明确。
1967年，蒋介石再次邀请钱穆夫妇定居台湾。经过考虑，钱穆答应下来。夫妇二人先在台北居住，后来建起素书楼。房屋得到蒋介石、蒋经国方面的协助，钱穆也在这里完成了大量著述，接待学生，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化。
素书楼原本是晚年安静读书的地方，却在1988年以后变成了一桩令人难堪的纠纷。台湾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亲后，钱穆的大女儿钱易前往台湾与父亲团聚。围绕她的身份和来台原因，岛内政治力量展开指责，钱穆也被牵连其中。
钱穆一向不参与政治，却没有因此避开政治压力。有关方面要求他迁出素书楼，舆论和现实压力接踵而来。那时的钱穆已经高龄，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仍选择搬离旧居。夫人对此十分不满，曾说：“活着的人不能住，倒要等人走了再作纪念。”
这件事对钱穆的打击，不只是失去一所房子。素书楼凝聚着他晚年的生活，也承载着蒋氏父子对他的礼敬。房屋归属、政治争执和个人尊严纠缠在一起，使这位不愿涉入权力的人，再次感到身不由己。
搬离素书楼后不久，钱穆的健康迅速恶化。1990年6月30日，他在台北去世，享年九十五岁。生前他已经交代家人，遗体不要留在台湾。其后，家属遵照遗愿，将他送回故乡，安葬于苏州。一个漂泊多年的学者，最终把归宿留给了江南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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