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你大概见过这样的人，本事大，脾气更大，在专业领域里说一不二，眼里揉不得沙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1939年5月11日傍晚，延安城刮着黄风。陕北公学大礼堂挤了近千人，长条木凳不够坐，后排的人站在条凳上踮脚。土坯台子上挂着横幅，糙纸印的节目单在前排领导手里攥着。
台子上站着四十多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脸涨得通红。台边的乐器实在拿不出手。两三把掉了漆的小提琴，旁边堆着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二胡、三弦、笛子。最扎眼的是几个煤油桶，桶身绑着粗铁丝，拉出来的声当低音用。台角还摆着搪瓷脸盆，里面搁着铜勺子。
冼星海从侧幕走出来。军装袖口沾着墨水，手里那根指挥棒是学生削的，枣木芯，沉得很。他抬了抬手，全场静下来。第一个音砸出来的时候，前排有人攥紧了拳头。
唱到《黄河颂》第二段，男高音偏了半拍。
搁别人，顺着往下带也就过去了。台下坐着中央领导，首演，糊弄一下没人较真。冼星海的手停在半空。整个乐队戛然而止。他转过身，脸上没有表情，当着上千人的面把枣木棒子往地上狠狠一摔，扭头就走。
“啪”的一声。礼堂里安静得像被抽走了空气。台上的合唱团僵在原地。毛泽东坐在前排，指尖顿了一下，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没人敢吭声。
你想想，一个刚来延安半年的留法教授，当着最高领导的面摔东西走人。放在哪个年代，这都够喝一壶的。
说句不好听的，冼星海这脾气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早年在上海，他给工部局乐队指挥贝多芬，排练时发现那帮外国乐手敷衍了事，他直接把指挥棒摔在地上，扭头走人。那根棒子是他从巴黎带回来的，铜制，法国产，抽拉式的，收起来不到九公分，拉出两节能到三十公分。那根棒子他后来一直留着。在延安摔的是另一根。
冼星海是遗腹子。爹出海遇风暴，连尸首都没捞回来。母亲靠帮佣洗衣服拉扯他长大，后来带他去新加坡。养正学校的音乐老师区健夫发现这个瘦孩子对声音敏感得离谱，把他选进军乐队。那是他第一次摸乐器，旧铜号，吹得腮帮子生疼。再往后，岭南大学附中、北大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专，一路半工半读，饿肚子是常事。后来去了巴黎，考进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勤工俭学六年。
1938年秋天，他带着妻子钱韵玲到了延安。鲁艺给他的津贴是每月十五块，朱德总司令才五块。每星期能吃两回肉、两回大米饭。这待遇在延安算头一份了。可他吃不惯小米饭，买不到咖啡，烟斗嘴坏了跑遍全城配不上。妻子把炒黄豆磨成粉拌红糖，冲开水当咖啡。他把毛笔杆安在烟斗上当嘴用。
冼星海反感开会。他觉得白耽误工夫，不如写曲子。有人说他刚到延安的时候很烦躁，吃不惯住不惯，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1939年春天，他去探望坠马受伤的光未然。病床前，光未然念了一首长诗。冼星海听完，回去就动了笔。六天六夜，几乎没合眼。妻子熬红枣汤、烤山药蛋。谱纸不够，她先画格子。两斤白糖，一边蘸着一边写。这部作品后来叫《黄河大合唱》。
鲁艺周年晚会那天晚上唱的就是它。
摔棒子的事传开了。第二天，毛泽东派人来请冼星海去窑洞。
那晚杨家岭的窑洞里，警卫员多备了一盘炒肉丝，添了鸡蛋汤。毛泽东先问他对开荒生产怎么看。冼星海说，音乐也得下地找灵感，可作曲离不了五线谱。毛泽东摆摆手，在土里划了一道线，说粮食是第一条战壕，艺术是第二条战壕。后来聊到音乐学派的问题，冼星海说应该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学派。毛泽东回了一句，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一种学派的诞生总得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实践上。
那顿饭吃到深夜。
会后冼星海写了《生产运动大合唱》，跟塞克合作，三四天完成。“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在延安传开了。
同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看完《黄河大合唱》演出后题了词。后来毛泽东也评价过这部作品，说百听不厌。
1940年5月，冼星海离开延安去了苏联。走之前，他把那根铜制指挥棒留给了鲁艺一个音乐系学员。他没能再回来。
1945年10月，他病逝在莫斯科。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沉默了很久，吩咐追悼大会推迟一天，全城下半旗。
延安那根枣木棒子，没人知道后来去了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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