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3年冬，长沙清水塘附近，毛泽东收到一条从警察系统传出的消息：赵恒惕准备下令缉捕他。消息来得突然，却并非空穴来风。此前，毛泽东连续撰文批评赵恒惕推行所谓“省宪”，并揭露其压制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做法，已经成为对方眼中的重要目标。
传递消息的人，是湖南省警察厅厅长刘武。刘武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是毛泽东的老师。赵恒惕并不知道，这位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警察厅长，私下仍保留着师生情谊。刘武没有直接出面，而是让长沙城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设法通报。
当晚，王建屏派出的警卫赶到清水塘，毛泽东却不在。两人又转往仓后街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址，终于将消息当面告知。第二天清晨，毛泽东离开长沙。随后，王建屏才在城内展开声势很大的搜捕，既向上级交代，也为毛泽东争取了脱身时间。
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赵恒惕接受采访时仍不明白毛泽东为何能够逃走。他曾说：“我也不知道。”这句话背后，正是复杂人情在险恶政治环境中的一次意外转折。1951年，刘武受聘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后来从事庄子研究，1957年在北京病逝。
真正近距离的生死关头，发生在1927年9月的浏阳张家坊。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途中被民团抓捕。押送途中，他曾拿出银元试图说服团丁放人，但小队长没有答应。距民团总部约二百米时，他突然挣脱，冲进田野，跳入水塘，藏在高高的蒿草中。
搜捕持续到天黑。团丁几次从附近经过，险些发现目标。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那段时间曾多次认为自己难以逃脱。天黑后，他才离开水塘，赤脚赶路，遇到一位农民收留。第二天清晨，在这名农民带领下，他继续前往铜鼓，赶上了起义部队。
这位农民后来被查明叫陈帷德，又名陈九兴。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还曾派人寻找他。这样的脱险，既有临机决断，也离不开普通百姓的帮助。危急时刻，熟悉乡间道路的人，往往比一纸命令更有用。
1932年冬，毛泽东在赣南调查时又遇险。当时他因宁都会议后“请病假”，没有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活动相对分散。一次，他在村中遭到民团袭击，警卫人员仓促抵抗，形势十分紧张。王盛荣率部赶到，沿着枪声冲入村内，击退逼近毛泽东的团丁，并与战士架着身体不适的毛泽东撤离。
1935年9月，巴西地区的险情，性质则完全不同。张国焘连续电令右路军南下，中央红军面临内部冲突的危险。叶剑英在前敌总指挥部看到电报后，立即离开会场，将消息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完后，用铅笔迅速抄录，并提醒叶剑英返回时务必谨慎。
当夜，中央决定率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迅速北上。叶剑英的行动，使中央及时掌握了关键情报，也避免了在混乱局面中陷入被动。毛泽东后来评价说：“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临险脱身，而是一次关乎队伍走向的重大转折。
1941年延安的一次遇险，则被警卫人员的观察力化解。毛泽东到大边沟青年食堂会见来访者时，人群中一名青年倒背双手，手里藏着一根长木棒。警卫参谋蒋泽民发现异常，立即靠近毛泽东。对方突然抡棒袭击，蒋泽民抬臂挡住，木棒重重砸在他的右臂上，随后赶来的警卫将行刺者制服。
1947年6月，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等人在墩儿梁再次与危险擦肩而过。胡宗南部队追至王家湾附近，中央机关连夜转移。部队行至山梁下时，敌军先头部队恰好从附近经过，手电光、火把和骡马声清晰可闻。毛泽东等人只能隐蔽在沟底，关闭电台，保持绝对安静。
敌军从距他们约百米的地方通过，却没有发现目标。等搜索部队远去，队伍才翻过墩儿梁，继续向西南转移。这里没有传奇式的巧合，更多是侦察、纪律和克制共同起作用。任何一次咳嗽、脚步声，甚至牲口受惊，都可能改变结果。
1948年5月18日，河北城南庄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聂荣臻听到机群声后，立即赶到毛泽东住处：“主席，敌机来了，赶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起初仍很镇静，聂荣臻随即让警卫取来担架，将他迅速抬入防空洞。刚进洞，炸弹便落入院内，门窗和室内物品被震碎。
这次轰炸后来查明与内部潜伏人员泄密有关。严密保卫并不意味着绝对没有漏洞，真正重要的是发现异常后能够迅速处置。毛泽东多次脱险，靠的不只是个人机敏，也包括警卫、交通员、普通群众和关键岗位人员在瞬间作出的判断。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