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春，北京，张云逸因长期积劳成疾，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广西军区司令员职务。病休并不等于撒手不管，他最放心不下的，仍是广西军区的工作和当地尚未完全稳定的局面。
张云逸在广西任职，肩上的担子很重。1949年12月广西全境基本解放后，地方政权建设、剿匪、民族地区工作和部队整顿几件大事交织在一起，单靠一名地方负责人，很难面面俱到。
更棘手的是，白崇禧集团撤离时，曾把部分武器、人员和活动经费留给地方势力，企图借山地环境保存力量。广西多山，交通不便，匪患往往与宗族、地方旧势力纠缠在一起，清剿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
张云逸身体本就不好，连续操劳后病情加重。毛泽东同意他休养，并让他安排一段时间的休息。可在离开岗位之前，张云逸还在考虑一个问题：谁来接替自己，才能把广西的军事工作稳稳接住？
有一天，他把老部下覃国翰找来。覃国翰原任右江军分区司令员，是广西本地人，也是红七军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张云逸先问他，愿不愿意到省军区机关工作。
覃国翰以为自己将继续在老首长手下任职，便回答：“当然愿意。”张云逸却摆摆手，说：“不是在我手下，我准备不再担任司令员了。你看谁合适？”
覃国翰一时没有接上话。张云逸随即提到李天佑：“我看李天佑行，他是红七军出来的，根子熟，情况也熟。”覃国翰点头：“我也认为可以。”
这个推荐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很强的现实考量。李天佑1914年出生于广西临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1928年，他进入桂系部队当兵，后来在南宁教导总队接受训练，接触到张云逸等共产党人。
1929年，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广西局势出现变化。李天佑参加百色起义，成为红七军的一员。部队初创时条件艰苦，他从基层军官干起，打仗敢冲敢拼，很快显露出指挥才能。
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后，李天佑被编入红三军团，曾到瑞金学习。返回部队后，他担任团、师级指挥员。1934年湘江战役期间，他率部参加新圩阻击战，在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连续苦战数日，为中央红军转移争取了时间。
这段经历，使李天佑不仅熟悉广西，也熟悉红军部队的作战传统。更重要的是，他在广西有群众基础，了解桂系旧部和地方武装的特点。张云逸把他看作接班人，并不是只看重战功，而是考虑到广西的复杂情况需要一个“本地出身、红军出身、能带兵”的将领。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广西。李天佑率部沿桂黄公路推进，途经界首时，专门去看了当年新圩阻击战的旧战场。十多年过去，昔日苦战后仅剩少量兵力的红五师，已经变成装备整齐的解放军部队。
一位当地老人对他说：“当年那么多广西军队围着你们打，也没能消灭你们；现在，你们打回来了。”李天佑听后久久无言。旧战场上的牺牲者，多数已经无法看到这一天。
广西解放后，李天佑担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实际承担了大量军事工作。1950年至1951年，广西剿匪进入关键阶段。针对前期政策偏宽、重点不突出的问题，他向张云逸提出，应集中兵力打击首恶，同时收缴武器，不能让顽固势力借政策空隙继续活动。
张云逸采纳了意见。李天佑随后把重点放在大瑶山一带，采取集中清剿、分化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经过五十多天战斗，基本肃清大瑶山周边十多个县的匪患，广西剿匪形势由此明显改观。中央曾两次发电嘉奖广西军区。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张云逸对李天佑十分了解。中央后来任命李天佑为广西军区司令员，覃国翰任参谋长。这个安排，既保持了广西军区工作的连续性，也让张云逸能够安心休养。
李天佑接任时，身体已经出现问题。长期战争和高强度工作使他患上肾病，但他习惯了在枪林弹雨中坚持，面对医生的休息建议，总说工作不能停。1957年后，他调任广州军区领导岗位，后来又担任副总参谋长，事务更加繁重。
1960年，医生明确告诫他应当离职休养，罗瑞卿也曾要求他到南方疗养，李天佑仍把工作放在前面。1969年底，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1970年初，离职休养命令下达，但多年拖延已经使治疗难度大幅增加。
建军节前夕，他得知老战友将在北京参加招待会，仍坚持前往。临终前，他提出想再看一眼天安门。车辆经过时，他隔着车窗远远望了一会儿，随后回到医院。1970年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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