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森支持率为何起飞？移民只是替罪羊！澳人真正的焦虑是…

塔州参议员Jacqui Lambie对韩森的怒火，最终凝成一句直指一国党要害的话：“韩森没有解决方案，她只是想告诉大家该把责任推给谁。”

过去30年来，韩森一直鼓动民众把问题归咎于“他者”。无论不满来自哪里，她都希望人们对同一群人发怒：亚裔、原住民、穆斯林和移民。

【图】参议员韩森与Jacqui Lambie。摄影：Alex Ellinghausen

过去一年，韩森持续妖魔化移民的做法首次获得主流社会支持，而自由党承担了绝大部分代价。

本周，Angus Taylor公布了一套移民政策，加入了争夺韩森支持者的行列。相比工党的移民方案，这是一种更负责任的否定。新政策大幅削减移民人数，但没有认同韩森式种族主义，也没有接受她那种报复性的狂热。

Taylor没有提到穆斯林，因此仍然坚持两大党在移民问题上的传统不歧视立场。他把净海外移民人数定在最初几年每年10万人，之后提高至16万人。

这一数字，正好落在澳洲总理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承诺的每年23万名净海外移民，与韩森低于零的政策之间。艾博年的承诺已经比目前约29万人的水平有所下降。

Taylor还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他会让移民计划“重新受到控制”。但这套策略在政治上对自由党奏效了吗？

【图】Dionne Gain绘图

一名资深自由党竞选人员说：“不能低估我们有多少人会看到形似韩森的影子就扑上去。”韩森已经界定了这场辩论，其他一切都被看作对她的回应。

“风险在于，这只是一份一国党的复印件——‘不，老兄，我要原版，谢谢。’”曾任维州自由党副州主任、如今供职于咨询公司Redbridge的Tony Barry说。

更麻烦的是，包括澳洲商业委员会和澳洲工商总会在内的主要商业机构，批评自由党的政策过于严苛。它们表示，这项政策会造成劳动力短缺，并阻碍经济增长。

自由党于是追逐一国党在移民议题上的优势：后者被视为最值得信赖、能够处理移民问题的政党。

但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党损害了原本胜过一国党的另一项优势——它被看作负责任的执政党，也是值得信赖的经济管理者。

说到底，单靠移民政策，即使方案再出色，也不可能让正在政治上喘息求生的自由党起死回生。但这套政策仍然是必要的。自由党需要一个清晰方案、一组数字和几句简明的说法。

移民政策是修复该党深层问题的必要条件，却远远不够。移民确实是问题之一，但不是自由党沦为排名第三政党的根本原因。

工党如今陷入严重困境，根本原因也相同。Redbridge民调显示，艾博年的支持率已经与Peter Dutton在去年大选惨败前的支持率相同。

Barry说：“曾几何时，工党在大多数议题上都领先其他政党；如今，他们只在一个议题上领先——医疗保健。”

正如Jacqui Lambie所说，移民，甚至移民计划本身，都是替罪羊，而不是澳洲不满情绪的根源。真正的根源是，整整一代人以来，大多数人第一次对未来感到绝望。两大党都没有应对这种情绪。

根据各种民调，60%至65%的澳洲人认为澳洲“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长期担任工党民调顾问的John Utting在8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一国党选民中，这一比例更高达91%。

这并不是说移民政策无可挑剔。澳洲临时移民人数确实急剧上升，超出了近年经验和合理承载能力。这是新冠疫情期间移民人数归零后的反弹，但不能因此原谅艾博年政府迟迟没有介入管理。

激增达到高峰的2023年底，本报民调机构Resolve Strategic发现，十分之六的澳洲人认为移民太多。

然而，一国党的民调支持率开始腾飞前，几乎又过了两年。原因是什么？

答案不是韩森。她一再表示，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同于前29年所做的事情。

真正改变局面的有三点。

首先，全国大多数人开始隐约感到，自己的经济状况正在倒退。这不是错觉：2022年赚到的100澳元，到去年购买力已经减少了10澳元。

工资没有跟上，通胀正在吞噬澳洲人的生活水平。再加上房价持续上涨，这制造了一种经济恐惧。除了疫情最黑暗的日子，大多数澳洲人已有一代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

那是一种冷峻而无声的意识：无论工作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这个问题延续至今，利率上升又令情况恶化。

其次，选民认定政府应对这一问题负责，也认定联盟党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个一向自称最擅长管理经济和移民的政党——联盟党——已经陷入自我毁灭。

联盟党在去年大选蒙羞后毫无必要地分裂。David Littleproud始终没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打破40年的合作关系如此重要。

Sussan Ley对未来几乎无话可说，而留给她发言的时间也很少。绝望的自由党选民从去年9月开始离开该党。

起初只是逐渐流失。三个月后，伊斯兰恐怖分子在悉尼市中心大规模杀害平民；两名枪手中年龄较大的那人是移民。

澳洲已经蓄势待发。韩森的时刻到了。联邦政府对Bondi大屠杀的回应显得动摇而乏力。

联盟党的回应是再次分裂，并抛弃自己的党魁。这是一次领导层更换，却没有带来任何改善。选民离开自由党的趋势，最终变成了蜂拥而去。

韩森的诉求带有偏执色彩，例如她宣称“没有好穆斯林”；除此之外，她还成功把移民描述成资源竞争问题。移民加剧了医院排队、道路拥堵和房价上涨，因此移民流入必须得到处理。

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韩森，工党和自由党都在处理这些问题。但焦虑和绝望背后更大的原因是生活水平。如果我们相信努力工作就能过得更好，相信孩子能比父母拥有更好的生活，澳洲人就不需要寻找替罪羊。

Tony Barry提醒我们：“2004年大选时，一国党的表现最差。不是想偏袒任何一方，但当时霍华德（John Howard）执政，工资增幅创下纪录，通胀率低，利率也低。

“韩森最大的本领是找出民怨。经济运行顺畅时，很难找到民怨。一国党赢得选票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经济焦虑。那就是一国党赖以生长的阳光。”

解决办法是什么？答案是增长议程。眼下经济陷入增长陷阱，只要增速超过约1.5%，通胀就会随之产生。

正如本专栏上周所讨论的，第一步是政府帮助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压低通胀。政府必须大幅削减支出，削减幅度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以实现预算平衡。

接下来还要推动增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到目前为止，艾博年政府一直假定，主要经济任务是重新平衡：不再优先考虑经济效率，而是提高公平性。

但没有健康增长，效率与公平都无从谈起。用Chris Richardson委婉的话说，我们像“困在笼子里、为争夺一块蛋糕的份额而厮打的老鼠”。政府需要制定增长议程。

这也是联盟党对抗一国党和工党、从防守转向进攻的最大希望。

商界已经放弃继续劝说政治领袖认识到亲增长政策的必要性。既然无法自上而下地推动全国改变，一个由约30个行业团体组成的广泛联盟，正在筹备一场公共宣传活动，试图自下而上地推动改变。

这个联盟成员从农民到药剂师不等，自称“行业协会联盟（Allianc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作为联盟成员，澳洲商业委员会的Bran Black说，宣传活动的目标是“直接向澳洲人解释，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生活成本上升和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我们如何扭转局面”。

他还说：“全国辩论过多聚焦于经济问题的症状，而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准备帮助建立这种支持，商界就不能要求政府为澳洲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

多一些解决方案，少一些责怪。我们敢于这样梦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