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30个“双一流”高校建新校区，约半数在中西部和东北：生源从哪来，人才往哪走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宋珂欣

“双一流”建设走到第10年，动作从“扩名单”转向了“建校区”。国庆假期期间，从雄安新区到湘江之畔，多地“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工地并未停工，建设热潮持续升温。

热潮背后，是一笔旧账。2022年第二轮名单公布时，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增至147所，新增7所。区域分布上，“东部多、中西部少”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其中东部87所，占59.2%，中西部合计60所，占比40.8%。

时隔四年，国家不再只是在名单上做加法，而是直接出钱建新校区。

日前，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发布会上披露，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资金，已推动超过30个“双一流”高校新校区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

在空间布局上，新校区建设正加快融入区域重大战略，疏解与补短并行。一方面，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并规划建设新校区；另一方面，“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50%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

不过，行政配置可以改变高校的地理版图，但人才和产业遵循市场逻辑流动。这道关于“布局”与“流动”的难题，该如何解决？

钱从哪来，投向了哪里

这不是国家第一次投资建设“双一流”新校区，但这一轮的迭代速度明显加快。

2024年是起点。第二轮“双一流”学校名单调整之后，资金开始跟着布局走。国家发改委修订《教育强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首次将“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范围，每所高校支持额度上限设为30亿元。同年，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投向高等教育领域。

2025年进一步加码。“两重”建设将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纳入支持领域，全年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中，重点用于“加快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新校区建设，有力支撑优质本科扩容”。

到2026年9月，阶段性成果集中显现。李超透露，已推动超过30个“双一流”高校新校区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

三年间，投资工具在升级，资金规模在扩大，覆盖范围在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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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砸下去？

先看人口。据全国人大调研报告，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呈“快升—短平—陡降”趋势，在校生规模预计2032年左右达峰，2040年左右大幅减少。据公开报道，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1600万至1700万水平迎来最高点。

达峰到来之前，压力已经显现。

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仅承载了在读大学生总数的约10%。优质学位供给长期偏紧，人口峰值又在前方逼近。新校区建设，就是要在这个窗口期内，把优质高等教育的学位容量和办学条件补上来。国家发改委的投资项目，正是这一目标的前置性建设投资。

钱流向哪里？区域上，明确向中西部和东北倾斜。“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50%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

学科上，资金从一开始就与方向绑定。

与过去中央资金主要用于补齐硬件短板不同，这笔钱的投向很清楚：支撑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翻看这批新校区的学科清单，90%以上是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配套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

南京大学是其中一个典型。其新校区重点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脑机接口、光量子科技——几乎每一个都对应着当前的关键核心领域。钱花在学科上，指向很清楚：让高校的科研产出直接对接国家战略急需。

学科方向的变化，也折射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转变。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高等教育走的是以扩招、扩建为主的外延式道路，解决的是“规模”问题。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重心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要回答的是“质量、结构、贡献”问题。

增量倾斜，校正高教资源区域失衡

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是这轮“双一流”新校区投资最鲜明的结构性特征。

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2023年全国“双一流”高校决算数据显示，西部高校总经费仅为东部高校的27%。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省份，河北、内蒙古、宁夏等省份仅有1所。

更大的差距在学科上。以第一轮“双一流”建设数据为例，东部入选一流建设学科331个，西部仅51个，东部是西部的约6.5倍。

存量差距短期内补不上，增量就成了最现实的抓手。

“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50%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具体落点已经清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克拉玛依建新校区，填补了新疆没有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新校区则瞄准旱区农业，重点培养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向的高层次人才。

张端鸿指出，这一举措着眼的是“促公平”，通过增量资源投放，校正优质高教资源与人口分布长期错位的问题。

中西部和东北在做加法的同时，北京在做减法。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首批疏解高校，新校区均落地雄安新区，预计2027年9月开门办学。

张端鸿分析，这条路径意在“优结构”，通过有序疏解北京过度集聚的非首都功能，以优质高教资源为新城“筑巢引凤”，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功能重组。

两条路径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以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再配置，撬动区域间人才、产业和创新要素的重新分布。这背后，反映的是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思路的转变——从“跟着历史惯性走”，转向“跟着国家区域战略走”。

人才留存与人口周期的双重变量

校区建起来只是第一步。建成之后能不能留住老师、招到学生、引来产业，才是真正的考验。

张端鸿的判断是，本轮政策方向精准，抓住了“十五五”最后的窗口期。但成败不在建了多少楼，而在三件事：规模是否按人口曲线留弹性、质量是否随校区同步迁移、特色与财务是否可持续。

过去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一直在国家战略和市场逻辑之间摆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校西迁，靠行政指令推动，地方一次性配套落地，但后续办学条件缺乏持续保障，不少学校后来出现回流。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轮“两重”资金以超长期特别国债为来源，以项目制方式直接下达，不依赖地方财政的即时配套能力，建设期的钱有了保障。

但建完之后呢？

以雄安为例，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4所在京高校向雄安疏解，国家发改委将其定性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并要求新校区与城市功能精准对接，促进“人才集聚、职住平衡、产城融合”。

也就是说，高校的搬迁，本质上是在重新配置一个区域的人口、产业和城市功能。

不过，政府能决定校区建在哪，但决定不了人和企业往哪走。这就涉及到政府和市场各自该管什么的问题。

“本轮‘两重’资金投向公共品和长周期战略领域，是政府该干的事。”张端鸿补充说，但“有为”有条件：政府定方向、搭平台、补短板、守底线，学科怎么办留给高校，可竞争的环节交给市场，在市场失灵处发力，有效处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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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质量能不能在新校区同步落地，决定了有没有人愿意来。而人来了之后能不能留下，考验的则是更综合的条件。高校在建设期靠行政配置给钱，但到运营期，人才、产业、资金的流向遵循市场逻辑。中西部和东北的高校，靠什么留住人才、产业？

“中西部、东北高校靠的不是‘天价’挖人，而是打造‘天地’留人。”张端鸿解释道，这就需要给人才留下可作为的空间、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引进并打造良好的产业，吸引人才聚集。

即便留住了人，还有一个更长期的变量：学龄人口达峰之后，新校区怎么办。

据测算，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左右达峰，2040年左右大幅减少。本轮新校区以峰值需求为规模基准，学界对此的顾虑是：如果达峰后下降速度快于预期，学位容量和师资编制将面临调整压力，新建校区会不会出现闲置？

张端鸿认为，峰值需求只能作为远期容量参考，不能作为一次建成基准。稳妥的做法是“规模留白、功能可变、师资弹性、用途多元”，用分期、可转换的设计，把达峰后闲置的不确定性消化在动工之前。既要抓住“十五五”补短板的窗口期，也要为2032年之后的“退潮期”留好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