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政区地名用字考察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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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1048个乡镇级以上地名，总共使用汉字2220字次。使用了595个不同汉字。超过一半的所用汉字用在了地名末尾。这些地名尾字多数是通名汉字。使用次数最多的5个汉字分别是“龙、溪、石、家、山”。重庆地名用字有如下特点：尚“龙”，与“龙乡”龙文化；山、溪、石、坪、坝等地名用字反映了重庆的地形地貌特点；“桥”字地名与“桥都”文明；姓氏地名多，是“插占为业”移民政策的结果；通名变专名，现代地名命名方式之一；异体字。

关键词：地名；汉字；政区名称；地名标准化；重庆

一、地名与地名用字

地名在英语中被称为placename，place name或toponymy，toponomy。地名是人们在相互交流中为了识别周围的环境对位于地表特定位置上的地方所赋予的名称，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名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一个地域的历史见证和文化积淀，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年轮和生活轨迹，是一种用特定的语言形式承载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是人类盖在大地上的图章，地名的历史同语言一样古老”。地名是语言、地理、历史与文化诸要素的综合体，是人类生产、生活、交往和进行各种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浓缩和凝聚了一个民族文化多方面的内容。地名探索与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都能找到知音，是语言、地理、历史、考古、民族、宗教、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课题。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L.R. Pamer）曾经说过的那样：“地名的考察实在是令人神往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之一，因为地名本身就是词汇的组成部分，并且地名往往能提供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论点。”

地名的主要功能是社会交往，在社会交往交际中提供准确的地理位置、地理范围及地理类型。此外，地名还为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拓展提供了历史而又现实的宝贵资料。

地名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心理、军事活动、交通变化、经济生活、政治变革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同时，“地名是人类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演变”，社会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地名的变化正可以揭示历史文化变迁的轨迹。民族或部落的迁移与征服，往往会将原生居民的语言同化，从而使原生居民的语言消失。考察原生居民语言的证据主要来自地名。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里就曾经说：“在征服的情况下，保留在继存的优势语言里的文化借词主要是些地名。······地名给已消亡的语言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地名是人类语言中普遍使用的专有名词。前苏联学者B.A.茹奇凯维奇的《普通地名学》说：地名“是在语言发展的一定阶段和比较晚的阶段上由普通名词形成的”，“过去和现在的地名均来源于经历了地理概念具体化和个性化过程的那些普通名词”。

现有的地名基本上是由专名加通名构成。“专名＋通名”的语词结构模式是一种理想的地名结构模式，也是现代地名的标准模式。

专名的形成同人们对该地域的最初理解和认识相关，体现着各式各样的“命名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名的“得名之由”。“通名则标志着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分类，记录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各种举措和设施，也体现着行政管理的区划系统。因此，通名的研究是地名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就汉语地名而言，单纯研究其得名之由和通名还不够。汉语地名是用汉字记录的，研究汉语地名不可不研究地名的用字情况，汉语地名的用字情况很值得研究。可是，这方面的研究做得很不够，需要我们系统而深入地考察汉语地名的用字情况。揭示汉语地名的用字情况和用字的特点，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中国地域辽阔，方言纷歧，地名用字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地域色彩相当深厚。有些字在某一地域广泛使用，而在另一地域却很少使用甚至不用。通过对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地名用字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关于该地域地理的、历史的、民俗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信息。重庆地名的用字非常丰富，且地域特色十分明显，却尚未有研究。本文拟对重庆政区地名的用字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

二、重庆政区设置情况

至2009年，重庆市辖区内共设40个区、县（自治县），1008个乡、镇、街道。乡镇级以上政区合计1048个。我们统计了2000年时的政区地名。将2000年时的地名数据与2009年的地名数据比较。之所以选取2000年与2009年作为比较的对象，是因为2000年时的政区名称还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政区和名称，2000年以降，行政区域调整剧烈，史所罕见，名称变动极大。一是撤并乡镇，乡、镇、街道总量由2000年时的1585个调整到2009年时的1008个，减少了577个行政单位和政区名称，减少幅度为36％。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减少幅度是非常巨大非常惊人的。二是乡改称镇，镇改称街道。2000年时，有街道92个，占比不到6％；镇679个，占比近43％；乡814个，占比超过51％。2009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街道156个，占比超过15％，比2000年时猛增了近10个百分点；有镇574个，占比接近57％，比2000年时巨增了14个百分点；有乡278个，占比近28％，比2000年时猛降了23个百分点。这种变化是空前巨大的，而且这种调整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们考察政区地名的用字情况，没必要考察“乡”、“镇”、“街道”、“县”、“区”等政区通名。我们只对专名部门进行考察。为了叙述方便，未作特殊说明时，文中所说“地名”、“名称”或“政区地名”、“政区名称”等都是指专名，不含通名。我们将考察重庆市政区地名专名部分的用字特点。由于汉语一个音节就用一个汉字表示，一个汉字基本上就是一个音节。所以，在叙述中有时用“音节”代替“字”，说单音节就是一个字，双音节就是两个字，多音节就是含三个或三个以上汉字，以此类推。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在研究中，除作平面的静态描写外，还适当地将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与对比，作历时的动态的分析与比较。动态的历时的数据有时更能说明问题。

三、用字情况

2009年，重庆1048个乡镇级以上地名，总共使用汉字2220字次。使用了595个不同汉字。其中，出现在地名末尾的汉字309个不同单字，占使用单个汉字总数的52％，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所用汉字用在了地名末尾。这些地名尾字多数是通名汉字。

使用次数最多的5个汉字分别是“龙、溪、石、家、山”。列表如下：

除上述5字外，出现频次较高的字有如下这些。

出现频次超过30次的有3个字（汉字后的数字表示出现频次，下同）：

大34、桥32、坪30；

出现频次超过20次不足30次的有13个字：

南27、双27、安26、江26、坝24、河24、平24、城23、新22、口21、三21、水21、白20；

超过10次不足20次的有32个字：

兴19、高17、金16、路16、沙16、阳16、中16、东15、峰15、和14、马14、云14、塘13、天13、子13、长12、太12、土12、永12、凤11、黄11、泉11、市11、田11、渡10、隆10、门10、清10、滩10、万10、五10、鱼10；

超过5次不足10次的有60个字，其中：9次的7个字：洞、福、古、合、梁、木、竹；8次的8个字：宝、北、湖、林、青、胜、盛、小；7次的11个字：丰、官、何、花、乐、庙、铁、铜、沱、西、星；6次的10个字：巴、场、岗、观、桂、角、井、普、武、义；5次的24个字：柏、昌、池、川、复、广、海、鹤、红、后、华、回、九、李、楼、鹿、顺、通、湾、文、岩、羊、元、周；

出现4次的有24个字：板、朝、村、鼓、关、郭、虎、嘉、街、岭、陵、柳、民、明、鸣、仁、上、寿、棠、巫、渝、玉、州、梓；

出现3次的有54个字：八、包、保、草、陈、崇、德、地、丁、都、二、黑、汇、鸡、建、津、来、兰、黎、里、两、临、灵、麻、盘、彭、七、人、荣、升、生、树、寺、台、潭、桐、铜、童、涂、温、峡、县、香、垭、堰、燕、杨、驿、园、钟、舟、朱、走、嘴；

出现2次的有，2个字：碚、璧、蔡、厂、澄、茨、弹、敦、枫、冯、佛、扶、感、杠、歌、葛、宫、沟、谷、汉、浩、洪、厚、化、凰、集、接、界、进、居、坎、康、孔、岚、郎、冷、礼、利、莲、邻、炉、禄、罗、骡、洛、珞、梅、妙、楠、宁、农、蓬、屏、坡、蒲、庆、曲、渠、溶、桑、善、圣、狮、跳、潼、头、王、乌、吴、下、仙、贤、歇、雅、沿、洋、叶、宜、益、荫、油、酉、悦、赵、镇、正、直、忠、主、柱、紫、足；

出现1次的汉字有312个字：阿、隘、鞍、岸、坳、敖、堡、抱、碑、碧、边、别、宾、菜、沧、苍、曹、岑、茶、车、尺、酬、船、春、椿、慈、磁、丛、翠、寸、达、打、带、但、当、刀、蹬、邓、堤、地、帝、棣、店、垫、殿、靛、钓、顶、董、督、笃、杜、多、峨、鹅、鄂、耳、坊、放、分、汾、枫、封、锋、奉、俸、扶、涪、府、富、溉、干、甘、泔、赶、杠、膏、埂、公、龚、故、冠、馆、灌、罐、国、果、含、壕、好、恒、横、槐、欢、璜、磺、晖、会、惠、火、吉、极、几、纪、季、暨、葭、甲、贾、尖、间、健、姜、焦、教、节、解、进、景、静、旧、驹、局、聚、觉、桷、开、凯、龛、颗、可、矿、奎、喇、崃、涞、澜、朗、浪、梨、力、立、荔、栗、连、联、凉、蓼、鳞、蔺、铃、菱、流、六、芦、吕、侣、鸾、蟆、满、毛、米、沔、面、名、磨、楠、泥、年、女、牌、蟠、培、裴、偏、票、品、铺、栖、齐、骑、綦、碛、器、迁、谦、钱、乾、黔、墙、乔、茄、驱、群、瀼、让、任、汝、润、杉、少、社、射、神、声、施、十、拾、食、嗣、松、宋、苏、孙、笋、塔、坛、覃、谭、堂、涛、陶、亭、同、统、图、吐、外、旺、望、威、围、维、卫、渭、稳、窝、卧、雾、洗、霞、夏、先、咸、乡、厢、祥、响、巷、孝、肖、谢、心、形、熊、修、秀、徐、许、鸭、盐、砚、晏、鸯、养、腰、耀、耶、野、一、衣、音、英、莺、迎、雍、涌、邮、游、有、余、腴、宇、郁、鸳、原、袁、远、月、岳、跃、曾、增、罾、詹、湛、照、柘、珍、政、支、枝、治、智、洲、珠、诸、篆、庄、濯、梓、左。

2009年，使用20次以上高频汉字有21个，共用了672字次，占总字次的比例为30.3％。这21个高频汉字占所用单字的比例为3.1％。这就是说，这3.1％的汉字使用的总字次接近所使用汉字总字次的三分之一，其余96.9％的汉字只占汉字使用总字次的三分之二。

2000年时的地名用字，共用3380字次，723个不同单字。使用20次以上的高频汉字35个，使用了1298字次，占总字次的38.4％。这个比例远远高于2005年时的31％，更高于2009年时的30.3％。这说明，2000年时的地名用字的集中度更高。时间越往后，地名用字的集中度越低，越往前则用字集中度越高。

四、用字特点

通过对2000年、2005年、2009年三个时间段地名用字情况的统计和比较，我们发现了重庆地名用字的一些特点。

1．尚“龙”，与“龙乡”龙文化

出现频次最高的汉字是“龙”字，在统计的三个时间段里，“龙”字的使用频率都高居榜首，而且遥遥领先于第二名。

2009年时，“龙”字使用80次，远远超过第二名“溪”字的55次。2009年，重庆1048个区、县、乡、镇、街道地名，总共使用汉字2220字次。“龙”字就占了3.6％。2005年时是79次，远远超过第二名“溪”字的58次。2000年时是109次，也远远超过第二名“石”字的77次。2000年时，所用总字次为3297字次，“龙”字就占了3.3％。从这一点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重庆的龙在全国那么有名，特别是重庆的铜梁龙，驰名中外。在中国大型集体活动中，我们总能看到铜梁龙的身影，这与重庆人特别喜好龙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重庆铜梁有“龙乡”之称，这是当之无愧的。有学者认为，龙是古代巴人崇拜的图腾，巴的得名就与“龙”有关。邓少琴甚至认为龙为神化之巴。他说：“蛇在殷世，则以‘龙’称之，······象巨口长身之虫，盖即‘巴’字。龙为神化之巴，无可疑焉。”今天，我们从重庆地名用字的事实中，似乎也能印证邓少琴先生的说法。重庆人对“龙”已经不是一种偏好与热爱了，而是一种图腾崇拜了。

2．山、溪、石、坪、坝等地貌特征的地名用字突出

从2000年、2005年、2009年三个时间段地名用字情况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字频最高的几个字没有什么变化，“山、溪、石、坪、坝”这几个汉字在三个时间段的统计中都居前十位。这几个字恰好反映了重庆的地形地貌特点。山多、溪流多、石头多，坪坝也不少。

3．“桥”字地名与“桥都”文明

带“桥”字地名用字非常多，是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地名用字中频率最高的一个，在高频字中，这种现象是少有的。之所以会这样，与重庆的地形特征不无关系。重庆山稠岭複，沟纵涧横，江河流深。出行十分不便，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搭建桥梁，以济江河。大江大河建大桥，小溪小涧搭小桥。桥成了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交通运输中的重要关节，随处可遇大大小小的桥梁。风格各异，材质有别，宽窄有度，长短随地就形。可能没有哪个地区能有重庆这么多的桥梁了。重庆有最早的石拱桥、最早的桁架拱桥、最宽大的桥。细读重庆“桥史”，也就是读一部重庆的发展史，桥梁已经和这座城市的发展血脉相连。国际著名桥梁建筑工程大师、美籍华人邓文中先生说，重庆是名副其实的“桥都”，桥梁数量最多、桥型种类最齐全，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重庆被誉为“中国桥梁之都”，也就果真名副其实，实归名至了。据了解，从桥梁数量看，截至2007年底，重庆建成的公路桥梁就有5000多座，非公路桥梁就数也无法数清了。到2009年5月，重庆的“桥梁总数已超过万座”。一个只有2000多居民的酉阳县龚滩镇，桥梁众多，各式各样的桥梁成了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卷拱桥、平板桥、桥重桥、屋架桥、大桥包小桥。在一条顺岩壁而下的溪流上竟架了18座桥，当地人称“一沟十八桥”。由此可以管窥重庆桥梁之一斑。重庆的桥梁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地建桥修桥，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桥”字地名。

4．姓氏地名多，是“插占为业”移民政策的结果

带“家”字的地名数量众多。2000年和2009年的统计，“家”字使用频次排第4位，2005年时排在第3位。以姓氏命名地名在重庆是一个普遍现象，乡镇以上政区地名以姓氏命名的就有如此之多，而村落、居民点等地名用姓氏命名的就更普遍了。乡、镇、街道地名涉及到的姓氏有41个。他们是：

巴 白 柏 包 保 蔡 陈 邓 丁 董 冯 杠 高 郭 黄 季 姜 李 任 施 石 孙 覃 谭 陶 田 童 王 吴 肖 谢 熊 徐 晏 杨 余 曾 詹 赵 周

以家族姓氏命名地名，与明清时期的川渝移民政策有很大联系。

明清之际，长期的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四川和重庆地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比如乾隆《富顺县志》卷五载，当时全县“民之存者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万中不一见也，鸡彘绝种已数年”。在四川最富饶、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平原，情况严重到“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孓遗无可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巴蜀的绝大部分地区，似乎已成为“无人区”。面对因战乱造成的极度萧条，清王朝为了恢复经济，于顺治十年（1653年），开始推行鼓励移民入川的政策，主要从今湖北、湖南，以及陕西、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招徕大量移民。在湖广（湖北、湖南）移民中，又以湖北人最多。这就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式提出“招流垦荒”，通过行政和财政等手段，动员组织流民回原籍开垦复业，企图“以川民而实川户”。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颁行“招垦条例”，以一系列优抚措施吸引各省无地、少地民户或灾民举家入川垦业。在插占为业政策的鼓励下，大量移民来了。位居川东门户的重庆，自然是外省移民经长江东来的第一站，移民看到重庆是个经商的好地方，河谷地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便聚族定居下来。川渝地区许多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地名，就是这种“插占为业”移民政策下，移民移居地的地名命名方式。移民来到新地方，既不知该处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别人把这里叫什么名字，于是，大家都以自己的家族来命名所“插占”之地。这样的地名命名方式是非常自然而普遍的。重庆的“家”字地名如此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有一类地名，不带“家”字，仅从地名的用字上看不出与姓氏有联系，实际上则是姓氏地名。这类地名要经过考证才能清楚其得名的由来是姓氏。例如广兴镇、但渡镇、龚滩镇。

江津区的广兴镇，以前名叫广兴场。无论是广兴镇还是广兴场，都无法从字面上看出与姓氏的联系。经查考，明代有广姓人家在此开店设铺，后逐渐兴旺，形成集市，遂名广兴场。原来，是“广”姓人家使这个场镇兴旺起来的，所以才叫广兴场。

长寿区的但渡镇，曾名叫宋家庙。清朝道光年间，以但姓人家为首在龙溪河畔设渡口建场，遂名但渡。

酉阳县的龚滩镇，曾名老龚滩。位于酉阳西部阿蓬江与乌江交汇处的凤凰山麓，是由乌江连接重庆的黄金口岸，也是崇山峻岭中保存完好的一座千年古镇，有“重庆第一历史文化名镇”之称。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凤凰山南麓垮塌，山岩崩裂，巨石塞江，河道堵塞，水流湍急，形成险滩；又因当年这里龚姓人家居多，故得名“龚滩”。

云阳县的后叶乡，清代湖广填四川时，叶姓移民世居此后山沟为业，故名后叶沟。设乡时，名后叶乡。

奉节县的康坪乡，本名伉天坪。清朝时，此地有一伉姓家族，很有权势，其田地居肥沃平坝，取名为伉天坪，“伉天”连读为“康”，后遂名为康坪。

江津区的李市镇，本名李氏坝，乃移民以家族姓氏命名的。明洪武二年，李姓家族移民至此，插占落业，遂名李氏坝，明朝天顺年间形成场镇，故名李市场。后更名李市镇。

5．通名变专名，现代地名命名方式之一

现代地名与传统地名比较，传统地名中的通名在现代地名里变为专名了。比如：“场、寺、庙、驿、山、关”等在传统地名里都是通名，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和乡镇街道的设置，现代地名便把传统地名中的通名变为专名的一部分了。现代地名在这些传统通名之后再加上现代新的政区通名。下面这些就是：

许明寺镇（丰都县）天星寺镇（巴南区）铜罐驿镇（九龙坡区）

太平场镇（南川区）清溪场镇（秀山县）白市驿镇（九龙坡区）

双龙场乡（丰都县）玉峰山镇（渝北区）歌乐山镇（沙坪坝区）

冷水关乡（南川区）青木关镇（沙坪坝区）九宫庙街道（九龙坡区）

将传统地名中的通名连同其专名一起变为专名，成为现代地名中的专名的一部分，这是现代地名命名方式之一。

6．异体字

有的地名用字，不同的地方书写出来是不同的字，实际上应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即所谓的异体字。比如大渡口区有跳磴镇，开县有跳蹬乡，一个写作“磴”，一个写作“蹬”。磴与蹬就是异体字。

作者：周文德

来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选稿：耿 曈

编辑：宋柄燃

校对：俞莹颖

审订：耿 曈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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