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邻居无话可说，却在手机里找热闹：这病，他半个世纪前就写过了

今天的我们，似乎都被几种隐隐的不安包裹：和邻居从不打招呼，对身边的人和事越来越漠然；信息刷个不停，却很难再听人完整讲完一个故事。哲学家说“他者在消失”，社会学家谈“附近在消失”——而半个多世纪前，流亡美国的苏联作家多甫拉托夫，早已用小说默默回应了这一切。他写看守、写囚犯、写游走社会边缘的普通人，不评判、不说教，只把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原样请到纸上；短句、口语，幽默里带着苍凉，正适合被短视频切碎的注意力。翻开他，也许你会重新想起：如何与一个“不一样”的人相处，如何把身边的日子，过成一个值得讲的故事。

——编者按

20世纪九十代初，谢尔盖·多纳托维奇·多甫拉托夫的小说以“境外俄语小说”的身份回归俄罗斯文学宗谱。俄文版《看守笔记》《妥协》《保护区》等作品相继面世，“一时间，人们纷纷寻找解密多甫拉托夫的钥匙”。这一股文学热潮逐渐发展为俄罗斯文学进入后苏联时代的现象级事件：入选中学俄语教材、故居博物馆落成、成为高校师生的研究对象、电影电视等相关“周边”产品的生产……多甫拉托夫从无人知晓到家喻户晓，再到被文化定型与经典化的“作家养成”之路在过去三十余年里被慢慢铺就。今天，在多甫拉托夫85周年诞辰之际，中国的作家出版社推出《看守笔记》《妥协》《保护区》《异乡女人》《分支》等五部小说中译本，全面开启了多甫拉托夫小说阅读与传播的“中国时区”之旅。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多甫拉托夫小说的特点，我会说，“他的创作‘既传统，又现代’”。为什么说他“传统”呢？哲学家韩炳哲、社会学家项飙等学者都曾谈到当代社会的病症：他者的消失、附近的消失、叙事的消失。我们不妨将其概括为当代社会的“三大失踪谜案”。而在多甫拉托夫的小说里，这些已经失踪的传统却正在以“多氏风格”一一回归。首先是“他者”的回归。他的小说始终在书写“他者”，包括书写自己。即便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主人公，也往往通过某种间离化的叙述视角，将自身转化为观察和审视的对象。在《看守笔记》中，多甫拉托夫曾谈到，当自己遭遇强烈的精神危机时，会失去对自我意识的控制，仿佛周遭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他者世界”。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微妙转换，也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观察距离。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人物形象长廊”中，那些“偏离常规”的人物，往往是多甫拉托夫关注的焦点。无论是《看守笔记》中性格各异的看守与囚犯，还是《妥协》《保护区》《分支》等作品中那些游走于社会规范边缘的普通人，他们都以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构成了一个充满差异性的他者世界。多甫拉托夫并不急于对这些人物作出道德评判，而是通过幽默、讽刺与富有温度的叙述，呈现他们身上的矛盾、荒诞与人性复杂性。正是在这些不完美、非典型甚至有些“格格不入”的人物身上，他重新发现了被当代社会日益抹平的个体差异与他者性。

《看守笔记》

[美]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著

贾长龙 葛灿红 译

作家出版社

其次，是“附近”的回归。多甫拉托夫诗学中所谓的“附近”，更多指向与他的真实生活密切相关、与身边的人和事紧密相连的叙述。评论家兼多甫拉托夫的好友格尼斯，就曾写过一部“语文学小说”——《多甫拉托夫及其“周边”》。这里的“周边”在俄语中用的是 “окрестности”一词，英文版里被译为 “surroundings”，其中就包含了“周围”“附近”的意味。此书里的“周边”与多甫拉托夫小说的“周边书写”构成了有趣的互文。多甫拉托夫或许是并不擅长，但更可能的是没有兴趣，去书写那些与自身现实经验毫无关联的内容。由此，也体现出他对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另类坚持：不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或抽象的观念来表现现实，而是从切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在身边的人和事中发现现实的复杂性、荒诞性与幽默性。

《妥协》

[美]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著

陈 方 译

作家出版社

最后，再说“叙事”的回归。本雅明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曾表达过对现代社会中讲故事传统衰落的忧虑。在他看来，现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兴起，使人们越来越关注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而生活经验的交流与口耳相传的讲故事传统，则逐渐被“次日失效”的新闻报道和所谓的“事件”“事实”所取代。多甫拉托夫则不止一次地在小说、访谈、演讲等不同场合表示，自己梦想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甚至不是小说家（прозаик），也不是作家（писатель）。他的使命，似乎仅仅是把身边的故事、他者的声音尽可能原本地“抄录”下来，再转述给读者。因此，他曾宣称自己“没有世界观，只有对世界的观照”。读他的小说，大家会惊喜地发现：当下，讲故事的传统并未消失，它仍然潜藏在日常生活、个体经验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我们需要做的，恰是重新发现那些善于讲故事的人，以及那些能够将日常生活转化为叙事的文学作品。

《保护区》

[美]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著

胡晓静 译

作家出版社

那么，多甫拉托夫又为何现代？他的现代性体现在哪里？一方面，从多甫拉托夫的身份而言，他天然地具有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的文化特质。他复杂的出身（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亚美尼亚人）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作品中的多元与开放、跨文化写作的立场，而这与当今时代全球化与地方化并行的文化趋势非常契合。作为一位俄裔美籍作家，他的身份认同问题、地方依恋、苏联记忆书写等，也都与当代文学批评所关注的议题形成了呼应。换言之，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多甫拉托夫的文学不仅属于苏联文学或俄罗斯文学，也为我们理解移民文学、离散经验与跨文化身份建构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另一方面，上文我们也提到，多甫拉托夫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讲述”特征。这里的讲述，特指“发声”意义上的讲述。在俄罗斯文学中，有一种叙事文体叫作“讲述体”，有时也被译为“故事体”，俄语为“сказ”。它指的就是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叙述声音的文学作品。例如，果戈里的《外套》、左琴科的大多数小说等都属于讲述体类的小说。这些小说呈现的不仅是情节内容，还有讲述者的评述、讲述者的形象，以及更重要的——讲述者的“声音”。通过拟声词、口语词汇、句法结构等语言层面的表现，读者仿佛能够真正“闻其声、观其行”。

《异乡女人》

[美]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著

葛灿红 译

作家出版社

当然，多甫拉托夫的小说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сказ”，但我们可以从这一叙事文体出发，理解其作品鲜明的口语性、表演性与声音效果。更进一步地说，大家可以把多甫拉托夫的小说理解为营造了一个“类书场”的叙事环境：小说中的“讲故事的人”，就像书场里的“说书人”，通过讲述、停顿、插话、评述与幽默，建立起与听众，或者说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关系。并且，为了强化文本的“发声效果”，多甫拉托夫还使用了多种形式手段。比如，他曾在给好友的信中谈到，为了避免阅读时出现“刺耳的声音”，他有意保持小说中的每一个句子的所有单词都以不同的首字母开头。同时，他大量使用短句、截短句式，有时甚至打破惯常的俄语句法结构，将主从复合句拆分为两个并列的简单句。截短句、密集的句号与省略号，以及短小段落的使用，就像一个个“气口”为“说书人”划定讲述的停歇，也为读者规划了相应的阅读节奏。现实生活中，在列宁格勒时期，多甫拉托夫及其同时代的文学工作者便经常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并根据听众的现场反应对文本进行修改与完善。移居美国后，多甫拉托夫又曾在美国自由电台担任主播，并在节目中朗读自己的小说。因此，多甫拉托夫的语言不仅是传递故事内容的媒介，也成为组织声音、调节节奏、塑造叙述者形象的重要手段。且从一开始，他的小说就被有意识地当做“有声文本”来创作并实践。

《分支》

[美]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著

张 猛 译

作家出版社

而今，有声读物的大量出现、播客的流行，以及人们对声音媒介的重新关注，似乎都在向多甫拉托夫释放一个利好的信号：“你的时代已经到来！”加之，当代人的生活节奏极快，碎片化阅读习惯日益普遍，竖屏时代的媒介传播方式也在改变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接受方式。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人们对简短、轻盈、幽默、便携、精致且多元的文学作品的需求，也使得那些不急于说教、不刻意“上价值”的叙事方式获得了新的传播空间。而多甫拉托夫这些写于五六十年前的小说，似乎恰好回应了当下的某些阅读需求。它们篇幅适中，语言简洁，节奏鲜明，幽默而不失深度；既可以随时切入，也值得反复品味。他并非为了迎合今天的阅读习惯而写作，却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与当代读者形成了某种意想不到的“双向奔赴”。多甫拉托夫让我们看到，文学不一定总要以沉重的姿态抵达深刻，也可以从一个笑话、一段对话、一个小人物的窘境出发，抵达对生活与人性的理解。而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开始阅读多甫拉托夫小说的原因。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2026年09月30日14版），作者胡晓静，原标题《多甫拉托夫小说进入“中国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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