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前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一处战场上,王尚荣正带人追击敌军。此前,贺炳炎负伤倒下,王尚荣冒着火力冲到近前,用纱布替他包扎。谁也没想到,救人的举动刚结束,他自己也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腹部。
那颗子弹没有完全钻进身体,弹尾留在皮肉外面。战士们见状,赶紧准备把他抬到后方。王尚荣却不肯走,摆摆手说:“拿棉球和碘酒来,我自己处理。”
战地条件极差,所谓“处理”,并不是在手术台上进行。王尚荣让人用棉球蘸碘酒擦拭伤口,随后拿起钳子夹住弹头。他咬紧牙关,用力一拔,子弹便被取了出来,随手扔在地上。
周围的人看得发愣。这样的伤势,换作普通人,恐怕早已疼得昏厥。王尚荣却只是简单包扎,继续留在战场上。后来大家才知道,子弹之所以没有完全射入,并非身体特殊,而是他身上恰好有一件硬物挡了一下。
参加革命时,母亲曾给过他两块大洋。那是家里能够拿出的贴身盘缠,王尚荣一直带在身上。中弹时,大洋垫在腹部附近,子弹先撞上金属,力量受到削弱,随后才擦入身体。它没有救命的神奇力量,却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替王尚荣挡去了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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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炳炎听说后,打趣道:“早知道大洋能挡子弹,也该给我一块。”王尚荣负伤之后仍能接住这句玩笑,两人相视大笑。战场上的生死关头,往往就是这样,前一刻还在包扎战友,后一刻便轮到自己挨枪。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王尚荣经历过的最重一次枪伤。1938年2月,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715团团长的王尚荣,在晋北伏击日军时,遭子弹击中左锁骨下方。子弹穿透肺部,伤口很快失血,卫生人员只能依靠有限的急救用品为他止血。
那时正值寒冷季节,王尚荣又患上急性感冒。只要一咳嗽,便会大口吐血,身体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部队缺少药品,也没有实施复杂手术的条件,能不能活下来,连身边的战友都没有把握。
在半昏迷状态中,他梦见家乡和亲人;稍微清醒时,仍念叨着战事。王尚荣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反复想着,日军还没有被赶出中国,不能就这样死去,还要再打几仗。这样的念头未必能替伤口止血,却支撑着他熬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王尚荣的硬气,也不只表现在枪林弹雨里。1933年,红军内部开展肃反,一些干部和战士受到牵连。王尚荣因不愿按照错误要求去指认同志,被抓起来审问。面对逼迫,他始终没有提供所谓的“口供”。
审讯没有得到结果,他被安排去部队挑担架。长期挨饿和劳累之下,有一次抬担架时,他因体力不支,让担架上的干部摔了下来。随后,他甚至被赶出队伍。摆在面前的路并不少,投向国民党,交出一些情况,或许能换来金钱和地位。
王尚荣没有这样做。他追上队伍后,向领导表明态度:“这条命是红军的。我没有犯错,可枪在你们手里;与其让我这样死,不如让我死在战场上。”这句话并非表演,而是他在极端处境下作出的选择。经过同志们求情,他才得以留下。
后来,他从土地革命战争走到抗日战争,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国中将。特殊时期,他再次受到审查和关押。面对压力,他仍坚持申辩:“我没有犯错,为什么要向我们的人民低头?”从腹部那枚没有完全打入的子弹,到肺部贯穿伤,再到一次次政治风浪,贯穿其中的不是单纯的蛮勇,而是一个老红军对是非和信念的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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