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镜头里的这些人，没有名字，没有军衔，没有勋章。他们是抗战中最普通的个体，镜头记录的，不是宏大的战役，而是战争缝隙里，那些具体的人如何用最朴素的方式，撑起一个民族的抵抗。
1938年，汪小玲（奥蒂里·卡塔琳娜·弗兰克尔）身着制服，胸前佩戴徽章，手中捧着厚叠纸页，正低头分发救亡歌片，她的西方面容在清一色中国士兵中格外醒目。
她是一位德国犹太裔女性，嫁给了中国留学生汪殿华，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她以战地医官/护士身份服务于中国军队，被士兵们称为“德国老太太”。
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中国军队在华中顽强抵抗日军。大量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史沫特莱、王安娜等）涌入中国，参与医疗、宣传与物资运输。汪小玲（汪殿华之妻）作为德国犹太难民，随夫回到中国，在武汉前线参与战地救护，经历轰炸，留下影像记录（《中国新闻第43号》）。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一位农民在山头担任“防空哨”。
荒凉开阔的山坡上，一位头戴布帽、身着厚实棉袄的农民斜坐在地，脖颈围着巾帕，脚缠绑腿；他一手握着敲锣的木棒，身旁枯枝上悬挂着一面铜锣，仰头凝望天空，神情警惕而坚毅。
他坐在山岗制高点，无树木遮挡，视野开阔，可环视数十公里空域。这种“山顶单人锣哨”是晋察冀最基础、最普及的防空单元。紧急时空袭时急敲，敌机离去时轻敲，一座山头锣响，邻近山头串联，十几分钟预警便扩散至连片村庄。而山头制高点极易被敌机锁定扫射，许多防空哨在敲锣时牺牲。
抗战时期，天津日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处，木制路障横亘街头，一名法军与一名佩戴军刀的日本军官在路障旁交接警戒；街肆悬挂着“稻香村”“盛锡福”等中式老字号招牌，左侧平民（一女二男）在戒备下驻足。
1937年天津沦陷后，日租界成为日军侵华枢纽，而法租界（及英租界）因属中立国（前期）成为“孤岛”，庇护抗日力量、流通法币，遭日军嫉恨。日法（及日英）在边界设卡、盘查、对峙成为常态。1939年程锡庚刺杀事件后，日军更对英租界实施长达一年的封锁，法租界亦岌岌可危（直至1940年法国沦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全面接管）。
1944年12月，滇缅公路38英里路标处，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0师的士兵头戴英式“托尼盔”，身着短袖短裤的热带作战服，他们胸前交叉或斜挎着满满的子弹带，左侧士兵手持带刺刀的步枪，右侧士兵握着手雷，武装到了牙齿。
两人站在密林深处，面容稚嫩却透着坚毅与疲惫，眼神直视镜头。没有宏大的队列，只有两名普通战士的战地留影。这张照片，大概率拍摄于八莫攻克前后、向南坎进军的途中。
1945年，滇西反攻胜利前夕，三名身着厚实棉军装的中国军官并排坐在简陋木桌前，正用粗陶碗就着公共木桶中的主食快速进食，这是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在1945年3月云南拍摄的纪实镜头。
一张粗糙木桌、一个盛饭的木桶、几只碗和金属小锅，几乎看不到丰盛副食。三人穿着统一的棉制服，尽管远征军部分部队享有美式装备与训练，但滇西战场的后勤常受制于怒江天险与雨季，实际伙食往往清贫，多为米饭配腌菜或少量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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