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种红薯，买苗时，我只买了200棵苗，邻居：你这也太抠了吧

“你看看这块，少说有二斤吧？”

我左手拎着刚刨出来的红薯，右手把上面的土拍了拍，冲着地头站着的几个邻居晃了晃。他们没吱声，眼神跟着我手里的红薯转了转。

这是八月末，日头还毒得很。我戴着一顶草帽，汗从鬓角淌下来，滴在干裂的土里，一下子就没了影。我弯腰又刨出来一颗，个头顶得上我小臂那么长。我拿手掂了掂，至少得八九斤。

“你别光看不说话，不信你过来拎拎。”我把红薯递过去。

老张头走过来接了，往下坠了一下。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哎哟，这得十斤都不止啊。”

我没接话，回头看了一眼地。二分地，不大，拢共栽了二百棵苗，这会儿一棵棵露着青翠的叶子，挂果的土包鼓得像馒头。我栽得稀，五十公分一颗，看着地里空落落的，旁人路过都说我糟蹋了地。

“你这栽得也太稀了吧，能长啥？”那时候老张头是这么说的。

我没跟他争。我知道我能长出来啥。

我种了半辈子地了，啥时候该干啥，啥时候不该干，心里有数。翻地的时候我翻了两遍，第一遍把上一茬的茬子翻进去沤着，第二遍把土打碎了，翻出底下的潮气来。

然后上复合肥，一亩地上多少斤我心里有数，一分地该撒多少我也清楚。多了烧根，少了白上。我撒完肥又起垄，这道工序不能省，背着锄头在地里蹲了一下午，一垄一垄地起，背起得越高越好，宽了，根底下松，红薯才有地方拖。

隔壁小赵来借工具，看了我一眼：“你又不上化肥？”

“上了。”我说。

“那你怎么买这么点苗？”

“够用了。”

他摇了摇头走了。我理解他的意思，一亩地大家都栽一千多棵，我才栽多少？这二百棵苗，才两毛多一棵，拢共四十来块钱。有人劝我多买点苗，把钱花在苗子上。我说你那苗买那么多干啥？那钱不如省下来买瓶啤酒喝，买块雪糕啃啃。

不是我心大，是我知道这地该咋伺候。

栽上苗之后，我买了两捆银膜，一亩多宽的，仔仔细细铺在地面上，连边角的空土都盖住了。这膜不透草——草见不着光，它就长不出来。

我这一季，没薅过一棵草，也没打过一回药。膜底下的土保着墒，太阳晒不透，水分跑不出去，根在底下老老实实地长。

我三天两头去地里转一圈，不干啥活，就是看看叶色正不正，翻翻底下的膜有没有被风掀开。

其实种地有啥难的？你得细心。苗子从地里出来，你就跟看孩子一样，它渴了你知道啥时候该浇，它饿了你知道啥时候该喂。它就给你好好长。

这几个邻居今天是闻着信来的——前几天我去赶集，带了一颗红薯搁在筐里，让菜市场卖粉条的老赵瞅了一眼。老赵当时就愣住了，问我在哪整的。我说我自己地里长的。他非要跟着来看。这一看，就看得挪不动步了。

“你这，不能是买的吧？”老张头蹲在地头，用手扒拉开土，露出来红薯的肩部，紫红紫红的皮。他顺着往下刨了刨，“哎哟我的娘哎，这底下一大嘟噜。”

我笑了笑：“你拔出来看看。”

他两只手握着藤蔓往上提，带了三次劲，地一松，一颗红薯带着泥块被他拽了出来。那玩意儿大得他差点没接住，像个棒槌似的。老张头愣愣看了两秒钟，说：“这得八斤。”

“差不多。你往那边再刨，那一棵更大。”

他又刨了一棵。这一棵连他都不说话了，放秤上称的，十斤四两。

我蹲在地头摸出一根烟点上：“这一棵去年赶集的时候起码得卖十五块钱。”

老张头直起腰来，看了看手心，全是泥。他说：“你说你这二分地，二百棵苗，能出多少？”

我说：“这会儿挖了两棵了，十一棵的量我估着在八九斤上下。剩下的一百九十棵，小一点的也有五六斤，大一点的十斤朝上。我盘算着，一千斤打不住，得一千二到一千五。”

老张头嘴张了张，没声。远处站着的几个年轻一点的后生也都围过来了，挨个儿蹲下去扒土看。有人掏出手机来拍。

“你这都是咋种的？跟我们讲讲呗。”一个小伙子说。

“讲啥？我都跟你们说了，苗别买恁稠。你们非不信。”

“那你不怕死棵吗？苗少了，万一死两棵，那不就空上了？”

“死了就补啊。你没看地里哪有空地儿？我这二百棵一棵都没死。你秧子稀了，苗的间距大了，通风透光都好，它身上不病不虫，自然长得壮。你栽恁密，挤挤扛扛的，光长秧子了，根底下哪有地方结薯？”

我说得不好听，但这就是实话。我见过太多人种红薯，买了五六百棵苗，栽得密密匝匝，叶子长得黑油油一片，看着喜人，到起红薯的时候，拨开土一看，全跟手指头一样粗细。为啥？它没地方长啊。红薯这东西，你要给它留够地儿，让它撒开了长。

小赵不知道啥时候也来了，站在人群外头。他今年四月种了两亩红薯，买了一千多棵苗，栽的时候还跟我打过招呼，说这下栽得够多了吧。

我当时说了句：“够多。你等着收粉条吧。”

他当时还不服气。这会儿他看他那地里的秧子跟我这比，红薯苗倒是旺得多，但他前些天起了一行，最大的还没我手里这颗的二分之一大。

“赵儿啊，”我喊了他一声，他抬头看我，“你那苗，一棵合多少钱？”

他想了想：“三毛多。”

“我这二百棵里外的苗，一共花了不到五十块钱。你那光苗子钱四五百了吧？最后产量能有三倍不？”

他没说话，转头走了。

其实我没想让人下不来台。我就是心疼那些买苗钱。你说你地翻好了，肥上够了，背起得高高的，你栽上几十棵好苗子，它就给你结出大块来。

你非买一堆壮苗回去，密得跟头发似地插，最后结出来的红薯摔在地上梆硬，炖不烂，蒸不熟。

那天下午，我没让他们再刨了。剩下的红薯得在地里再养一阵，收早了水分大，不甜。我给了老张头两颗小的，让他回去煮粥尝尝，他喜滋滋地抱着走了。

临走以前，他回头问了一句：“你说你这经验，能不能上县里去跟人讲讲？”

我说：“讲啥讲，咱就是个种地的。你们看见这是不是跟闹着玩儿似的？十来斤。”

他哈哈笑了。

我蹲在地头把最后一根烟抽完，看着这片银膜盖得严严实实的二分地，心里盘算着等到霜降前后，这二百棵红薯也该起了。

按现在的长势，一千四五百斤应该没问题。到时候送亲戚一点，留下吃两个月的，剩下的拉到集上去卖，按现在两块五一斤算，能卖三千来块钱。

就这二分地，就这二百棵苗，就这不到五十块钱的本钱。

我那会儿跟老张头他们说，买苗那钱省下来，买瓶啤酒喝喝，买块雪糕啃啃，歇歇凉快。他们笑我抠。现在看看，到底啥叫抠呢——花一百块，买回来十斤长得跟手指头一样的红薯，那才叫糟践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