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211年，荆州江陵，刘备准备率军进入益州，诸葛亮则开始安排荆州的防务。名义上，关羽坐镇江陵，统辖荆州北部；实际上，他接手的是一副并不轻松的担子：北面有曹操，东面有孙权，内部兵力、粮道和人心都不能出差错。
诸葛亮随刘备入川，并非把荆州完全交给关羽单独支撑。留在关羽身边的人员，后来常被概括为八人：马良、伊籍、向朗、糜竺四名文臣，以及糜芳、关平、廖化、周仓四名武将。不过，这个名单里有些人物的史料记载详略不同，周仓更主要见于后世文学和民间传说，不能与正史人物等量齐观。
马良是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文臣。此人出身荆州士族，因眉间有白毛，被称为“白眉马良”。他长于政务、外交和安抚地方，处理文书、沟通各方颇有能力。后来刘备伐吴，马良还曾前往武陵一带联络当地部族。
但马良并不是临阵决胜的统帅。襄樊战事需要判断曹魏援军的动向，也需要随时处理孙权的态度变化，这些都不是单靠文书才干能够解决的。马良能补关羽之不足，却无法替代一名统筹全局的军事谋主。
伊籍的长处，同样偏向政务和交涉。他早年在刘表麾下，刘备寄居荆州时，两人关系较为密切。刘表病逝后，伊籍转投刘备，后来在蜀汉担任重要职务。此人稳妥，却缺乏独当一面的战场经历。让他做参谋可以，指望他扭转荆州的军事形势，未免高估。
向朗则是学者型官员。他曾受学于司马徽门下，熟悉经学，后来长期负责政务和典籍整理。这样的官员适合治理地方、整顿文书，却不是冲锋陷阵之将。至于糜竺，他的主要价值在于家资、人脉和早期支持刘备，政治地位很高，军事能力却相当有限。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关羽镇守荆州，需要的是熟悉江东水陆、能够察觉内外异动的将领，还需要一套稳定的粮运和地方管理体系。诸葛亮留下的文臣，多数擅长行政；真正能上阵的武将，又各有短板，整体配置谈不上强势。
糜芳本是南郡太守，负责江陵方向的军政事务。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糜芳与公安守将傅士仁负责后方。关羽因军需供应不及时而斥责二人，并表示回军后要追究责任。这个举动埋下了严重隐患。
吕蒙袭取荆州时，糜芳选择投降，傅士仁也随之倒向东吴。江陵失守，关羽前线部队顿时失去根基。有人说：“只要糜芳守住城，关羽未必会败。”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把全部责任推给一个人。荆州防线本就兵力分散，关羽主力又远在襄樊，东吴还采取了伪装撤军、突然推进的办法，防守方很难迅速集结。
关平是关羽身边较可靠的年轻将领。正史只明确记载他是关羽之子，并未留下太多具体战绩；小说中关于“关定收养”“过五关收义子”等情节，属于文学加工。可以确认的是，关平随父作战，最终在临沮一带与关羽一同被东吴擒杀。
廖化的情况不同。他确有其人，早年为关羽部将，荆州失陷后设法脱身，后来回到蜀汉。此人并非当时最耀眼的名将，却有耐力、有经验，能够在败局中保存自己。蜀汉后期，他长期担任重要将领，成为少数历经数代仍在前线活动的人物。
周仓则必须单独说明。正史《三国志》没有关于周仓的可靠记载，擒庞德、守麦城以及自刎殉主等故事，主要来自《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因此，把他作为关羽的忠勇象征可以，但若据此评价荆州战局，便会混淆史实与文学。
关羽败给吕蒙，根本原因并不是身边助手全都无能，而是战略关系失衡。襄樊之战初期，关羽水淹七军，俘获于禁，威震中原；可他把主力压在北线，后方防备明显不足，又在外交上逐渐与孙权恶化。孙权提出联姻，关羽以强硬言辞拒绝，也加深了双方裂痕。
与此同时，曹操调徐晃增援樊城，东吴则由吕蒙、陆逊等人配合行动。吕蒙装病退居，陆逊以谦辞降低关羽戒心，东吴军队随后沿长江西进，迅速夺取公安和江陵。等关羽收到荆州失守的消息，军心已经动摇，部众家属又落入东吴控制，继续作战的条件几乎不复存在。
所以，这八个人并非全是庸才。马良能理政，伊籍善交涉，向朗有学识，糜竺可稳住集团；关平、廖化具备作战能力，糜芳却在关键时刻倒戈，周仓又不是正史人物。真正决定胜负的，是关羽把一场局部进攻打成了长期对峙，却没有为东吴的突然出手留下足够余地。公元219年末，关羽父子在临沮遇害，荆州由此彻底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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