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大宋宣和年间，曾头市外，晁盖带着梁山人马陷入夜战。乱军之中，一支刻着“史文恭”姓名的箭射中他的面门，几乎决定了梁山此后的走向。奇怪的是，真正让人起疑的，并不是箭上刻了谁的名字，而是现场始终没有出现史文恭。
战场上，名字可以伪造，箭路却很难伪造。
晁盖中箭之后，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白胜拼死将他救出。原著写得十分清楚，众人是在混战中撤退，前方有呼延灼率部退走，后方则是晁盖的人马苦苦支撑。
这处细节很要紧。
若史文恭当时就在附近，以他的身份和武艺，绝不会只躲在黑暗中放出一箭。曾头市交战，史文恭是主将，也是曾家府最具威慑力的人物。他若要擒拿晁盖，完全可以率骑兵冲阵，凭借照夜玉狮子马和手中长枪，制造更大的杀伤。
更何况，生擒梁山首领远比射杀更有价值。活着的晁盖可以用来邀功、谈判，甚至震动江湖；死去的晁盖只能换来一场报复。史文恭即便凶悍，也没有必要为一支毒箭承担这样的风险。
有人认为，晁盖后来阴魂不散，追赶史文恭，说明他已经认定凶手就是史文恭。可这段情节也能作另一种解释：晁盖现身，并非为了替自己查案，而是把史文恭引向卢俊义的朴刀。
假如晁盖真想亲手杀死史文恭，他大可将对方逼到宋江面前。可他偏偏让史文恭落入卢俊义手中，这个安排，反倒像是在阻止宋江顺势夺取梁山首领之位。
晁盖临终前留下的遗言，同样耐人寻味。他没有点明史文恭，也没有说出一个明确的仇人，只说若有人能够捉住史文恭，便让谁坐梁山泊主位。话说得含混，里面却有很强的防范意味。
他知道，自己一死，宋江必然成为最有分量的人物。
问题也就转回那支箭上。林冲亲手拔箭，关胜又是久经战阵的将领，两人对弓箭的力道、箭杆的长短，绝不会没有判断。若真是史文恭这样的猛将近距离射出，箭矢的穿透力不会如此寻常。
箭伤本身没有立即要了晁盖的性命，真正造成致命后果的，是箭头上的毒。
这就出现了矛盾：史文恭武艺高强，若要取晁盖性命，何必依靠毒箭？他既然能够射中面门，便有能力射中咽喉、胸口等要害。用毒，更像是力量不足者的补偿，而不是绝顶武人的常规手段。
呼延灼也因此被牵扯进来。他在战场上率先撤退，所部损失相对较小，晁盖麾下却伤亡惨重。两支队伍同在包围之中，结果如此悬殊，确实留下了猜想空间。
但呼延灼未必是合适的人选。
他与宋江之间有真实的战场仇怨。呼延灼的连环马曾被梁山击破，部下死伤众多。这样的人，即使后来归顺梁山，也不可能轻易成为宋江的秘密帮手。宋江要对付晁盖，最忌讳的就是把要害交给一个立场反复的人。
更重要的是，呼延灼使用双鞭，不以神箭闻名。他若在混战中接近晁盖，必定留下更多痕迹。那一箭若出自他的手，至少需要解释他如何脱离本队，又如何避开阮氏三雄和刘唐的视线。
宋江真正能够信任的人，反而是花荣。
花荣精于弓箭，和宋江关系密切，具备完成此事的能力。问题在于，花荣一直在梁山之上。梁山四面环水，头领出入并不轻松，任何一次私自下山都可能引发怀疑。若花荣被发现，宋江很难把责任推给别人。
因此，花荣虽有能力，却未必有机会。
还有一种可能更接近冷酷的现实：放箭者只是随军小校，甚至是晁盖身边不起眼的人。毒箭不需要多大力道，只要距离足够近，且提前藏好箭矢，便可能在混乱中完成。箭上刻着史文恭的名字，正好把所有人的目光引向曾头市。
有人会问：“若是宋江指使，为何不杀掉放箭的人？”
这正是疑案最难解释的地方。可在乱军之中，放箭者未必知道自己射中的是什么人，也未必知道宋江的全部意图。事后若将其灭口，反而容易引起同伴警觉。宋江也可能只是借势而为，并没有留下明确的指令。
关胜和林冲或许看出了箭上的破绽，却没有证据。梁山军中关于暗箭的议论若真传开，最先受到冲击的不是曾头市，而是山寨内部的信任。
晁盖之死，表面上是曾头市的一场伏击，深处却是梁山权力转移的开端。史文恭承担了凶手之名，呼延灼留下了行动疑点，花荣具备作案能力，而宋江拥有最大的受益结果。可是，文本没有给出一锤定音的证据。
所以，真正高明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没有把谜底完全揭开。那支毒箭射穿的不只是晁盖的脸，也射穿了梁山原本勉强维持的信任。至于黑暗中究竟是谁松开了弓弦，答案只能藏在那场混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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