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排名第17战犯将财产变现汇出海外，仅一年后命丧香港！

1950年8月23日，香港，67岁的吴鼎昌因癌症病逝。就在一年前，他还带着兑换成黄金和美元的财产离开南京，准备在异地安度余生。这个结局看似突然，实则早在他一次次选择政治利益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吴鼎昌并非一开始就是政客。1884年，他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吴兴，少年时曾中秀才。1903年，他赴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后进入东京商业学校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做过教员、银行职员和矿务机构负责人，熟悉财政、金融与实业事务。

这段经历使他很快显露出精明能干的一面。袁世凯执政时期，吴鼎昌多次上书陈说政见，也曾得到农商次长的任命，但他判断袁氏政权难以长久，最终没有赴任。1916年，他出任中国银行总裁，随后又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长。

问题也由此暴露出来。任职天津造币厂期间，他在购铜事务中被指收取回扣；在上海焚毁鸦片相关案件中，又卷入财政部受贿款项的争议。1920年10月，他被免去财政次长职务。官场受挫，并没有让他远离权力，反而促使他寻找另一条能够积累资本的道路。

1926年，吴鼎昌拿出5万元，购入王郅隆旧有的大公报馆，邀请留日同学胡政之、张季鸾共同经营。三人分工明确，报纸很快形成影响力，也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那时的吴鼎昌拥有报业声望，外界也把他视为有原则的实业家。

然而，报纸的影响力越大，政治人物越难忽视。1931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吴鼎昌，两人连续交谈多日。蒋介石看中的是他的社会关系和舆论资源，吴鼎昌看中的则是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两方面一拍即合，他很快放弃“不兼政治上有酬劳职务”的约定。

1935年，吴鼎昌率领金融界人士组成赴日经济考察团，讨论所谓“中日经济提携”。此时日本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侵略意图十分明显，这类设想本身就脱离了现实。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实业部长，并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正式把个人前途与国民党政权捆在一起。

在实业部长任内，他推动设立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和中国植物油料厂等机构。这些企业表面上承担经济建设任务，实际却常受官僚资本控制，普通民众很难从中获得真正利益。吴鼎昌也凭借这些职务，进入国民党政学系的权力网络，先后担任多项财政、金融和经济机构职务。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毫无办事能力。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成为大后方。1937年11月，吴鼎昌出任贵州省主席，并兼任省保安司令、军管区司令等职。贵州的交通、工业和金融得到一定发展，外地资本也大量进入。但这种繁荣与战局密切相关，许多企业只是把战区难以安置的资金转移到后方，并不能等同于民生改善。

从1939年6月至1943年2月，贵州部分公司的股本由600万元增至3000万元。数字增长很快，财富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吴鼎昌在地方经营中获得了政治声望，也进一步证明自己能够把行政权力、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源结合起来。

1945年1月15日，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重要幕僚。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蒋介石谋划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吴鼎昌参与了相关策划。他以为毛泽东不会接受邀请，甚至试图借舆论造势。结果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抵达重庆，蒋介石原先的盘算被打乱。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吴鼎昌的判断方式：擅长揣摩上意，却常常低估对手，也高估自己在权力核心中的地位。1948年4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后，吴鼎昌出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看似显赫，实际上已经站在国民党政权危局的前沿。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蒋介石列第一，吴鼎昌列第17位。标题中所说的“49年排名第17”，容易让人误以为名单发布于1949年，准确时间应是1948年年底。此时国民党军政体系迅速瓦解，吴鼎昌的政治靠山也开始动摇。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为继续影响政局，安排吴忠信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逐渐被排除在核心之外。一次机关疏散准备的讲话传达后，他反而受到蒋介石责备，这让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了可以被舍弃的人。

辞职离开南京前，吴鼎昌把手中财产兑换成黄金和美元，并设法转移到境外，随后前往香港。这样的安排说明，他对政治前景并非没有判断，只是判断的重点始终是个人退路，而不是国家局势。

1950年8月23日，吴鼎昌在香港病逝。关于他晚年曾想回乡的说法，缺少足够可靠的细节可以确认。可以确认的是，他带走的财产没有重新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而他曾经参与构筑的那套权力与资本体系，也随着政权更替失去了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