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巩义酒馆记

河南巩义这地方，大概是离古圣先贤的遗迹不远的。然而这不远，在如今看来，倒更像是一层厚厚的尘土，随时可以抓起来扬人一身。

十月二十九日的夜里，巩义那地方的一家名作“南山民谣”的酒馆，在墙壁上——自然是那唤作网络“微薄”或“朋友圈”的无形之墙——贴出了一纸极其壮烈的告示。告示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十月三十一号那一晚，凡是身穿所谓“Cosplay”奇装异服的，或是脸上抹了特效妆容的，一律不得入内。酒馆的主人大概嫌这禁令还不够显出他那赤诚的骨气，便又在文末极其沉痛而凛然地系上了一个标签：“不过洋节”。

这自然是极庄严的。仿佛只要将这几个字一贴，那酒馆里的灰尘便立刻化作了汉唐的砖石，连柜台里卖的假威士忌与掺水的啤酒，也都顿时有了黄帝子孙的血脉似的。

我向来是不大去酒馆的。中国人的酒馆，本来就分两种：一种是咸亨酒店式，喝一碗黄酒，剥两粒茴香豆，看着阿Q被打，夹杂些快活的空气；另一种则是这等“民谣酒馆”，大概是几个心怀抱负却又无所事事的青年，抱着一把木吉他，对着昏黄的灯光哼唱些关于“南方”、“姑娘”或是“远方”的词句，以此来打发那过剩的、却又无处安放的哀愁。

这本是相安无事的。你想卖你的哀愁，他想喝他的苦酒，各自寻个角落安顿罢了。然而，这主人忽而从梦中惊醒了，发觉世界竟是如此危急——因为十月三十一号，是西方的所谓“万圣节”。

西方人的“万圣节”，在我们这里，大约早被聪明的小市民们改造成了一场狂欢。年轻人涂点红油彩在脸上，扮作鬼怪，或者套一件戏服，化身成戏里戏外的人物，无非是借着一个由头，在这沉重而又死板的生活里，偷偷凿开一个小孔，透一口气罢了。正如孔夫子时代的“傩戏”，戴个面具打鬼，中国人原是不陌生的。但到了我们这时代，凡事只要一沾上“洋”字，便忽然有了罪恶的危险，或是有了救国的契机。

酒馆主人的告示一出，照例是引来了一片喝彩的。那些平日里连巩义在何处都未必晓得的卫道士们，便如蝇见血般围拢过来，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这酒馆主人“有骨气”、“是正宗的中国人”。他们大约觉得，只要把几个穿破烂戏服的后生拒之门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指日可待，而洋人的铁舰巨炮，也将在这一声“不过洋节”的呐喊中化为乌有。

这情景，我是见得多了的。

从前的老先生们，见不得剪头发，说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后来见不得穿西装，说是“丧权辱国，洋奴买办”；再后来，连算术里的阿拉伯数字也是不好的，不如“一二三四”来得有国粹的气味。如今这“巩义南山”的主人，不过是沿着先贤们的足迹，又向前迈出了一小步罢了。

然而，这世上偏偏还有些不晓得“大体”的网民。他们不曾被这伟大的爱国情操所感化，反而冷不丁地在评论区提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疑问：

“吉他和架子鼓也是西方乐器，那你酒馆里为啥要用洋乐器呢？”

这一问，可真如在沉闷的戏台上突然丢进了一枚臭鸡蛋，把那正唱到高潮的英雄好汉，呛得白眼乱翻。

据我看来，这问题问得实在太不识相，甚至简直是“恶意的”。

中国人的爱国逻辑，向来是极其深奥且富有弹性的。这弹性之大，足以包容世上一切的滑稽与荒谬。

譬如这酒馆里的乐器。木吉他，那是源自西班牙的；架子鼓，那是起源于西洋的；连那酒馆里音响设备所放出的电波、麦克风里的磁芯、电灯泡里的钨丝，哪一样不是“洋人”发明的？甚至于这酒馆主人用来发布告示的“微薄”与智能手机，其底层代码与芯片，也无一不带有洋人的膻味。倘若真要“不过洋节”、真要割绝“洋流”，最彻底的法子，自然是立刻将吉他砸碎，把架子鼓烧成灰烬，关掉电灯，点起麻油灯，请几位老先生坐在堂前，一边敲着木鱼，一边吹着唢呐，唱一曲《牡丹亭》或是《赵氏孤儿》。

但这又是万万做不得的。因为若砸了吉他，民谣酒馆便不成其为民谣酒馆，生意便做不下去，肚皮便要挨饿。

于是，这就显出我们某些同胞的“智慧”来了：凡是能用来赚钱的洋东西，那是“拿来主义”，是“现代文明”；凡是别人用来寻欢作乐的洋东西，那就是“崇洋媚外”，是“文化侵略”。

吉他是洋乐器，但吉他能弹奏出“爱国”的旋律，能换来真金白银的钞票，所以吉他是无辜的，甚至是功臣；Cosplay是洋戏码，穿上它的人不仅不给酒馆纳税，反而占了酒馆的座位，显得与周遭的古板格格不入，所以这戏服便成了“洋奴”的铁证。

这正如从前的禁烟。大官人们抽着洋烟，吞云吐雾，那是“外交需要”；小百姓若抽了一口，便是“损耗国脉”，要抓去吊打的。逻辑是一样的逻辑，不过换了一身民谣的马甲罢了。

这种“抵制”，向来是最省力、也最讨巧的。

要真去造出比洋人更好的芯片，或是写出比洋人更深邃的音乐，那是极其艰苦的差事，需要汗水、智慧，乃至几代人的牺牲。我们是不大愿意做这等傻事的。然而，要抵制一个“洋节”，却只需要在门前立一块牌子，或是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拉几下，写上一句“不过洋节”，便立刻可以化身为无畏的勇士，昂首挺胸地站在道德的高台上，俯视那些穿奇装异服的青年，仿佛自己刚刚收复了失地一般。

这成本之低廉，收效之宏大，实在不能不令人佩服巩义这位酒馆主人的精明。

但我所担心的，倒不在于这一家酒馆的告示。

一家酒馆不让某种人进去，本是它的自由，正如咸亨酒店不许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坐进房间里一样，不过是店家的规矩。可怕的是，这种“抵制”背后的那一股子虚弱而又凶猛的“正气”。

这正气是极其古怪的。它平日里不见踪影，对于路边的苦难、身边的奸邪，它是目盲耳聋的；然而一旦遇到了“洋”字，或者是遇到了比自己更为弱小的青年人的欢娱，它便突然如火山般爆发开来。

几年前，因为某种争端，街上便有“爱国青年”去砸同胞买的洋品牌汽车，甚至用一把铁锁砸穿了自己同胞的脑袋。那时候，砸车的人大约也是觉得自己极其崇高，极其富有“民族骨气”的。如今巩义的酒馆主人，虽然还不至于拿铁锁去砸穿Cosplay爱好者的头，但那一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他之气，与其说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无知的恐惧，以及对异己者的嫉恨。

他们大约以为，只要把“洋节”全抹去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便自然而然地复兴了。

然而，我们的传统文化，难道就孱弱到了这般地步么？

中华的文化，从前之所以被称为“大”，正因为它如大海一般，百川归之。唐人的长安城里，有胡姬跳舞，有波斯商人卖酒，有天竺的僧人译经，连那时的音乐，也大量吸收了西域的“胡乐”。太宗皇帝不曾下令说：“胡姬不得入城，胡乐不得奏响，我们要‘不过胡节’！”若那时也有巩义酒馆主人这般的精明人，唐诗与唐乐，恐怕早就萎缩成几句干瘪的祭文了。

现在的某些人，口口声声要捍卫传统，可若你问他《诗经》的首篇是什么，或是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有什么含义，他大约是答不上来的。他们的“传统”，不过是一张用来打人的牌，需要时拿出来拍在桌上，不需要时，便扔在垃圾桶里。

那些在评论区反问“架子鼓也是洋乐器”的网友，大约是看穿了这场闹剧的底细的。

他们这一问，看似是在讨论乐器的出身，实则是在扒那酒馆主人的底裤。这底裤下露出的，无非是“双重标准”与“虚伪的狂热”。你若真有纯洁的血统洁癖，便该赤条条地退回原始社会去，那里没有洋人的蒸汽机，也没有洋人的乐理，只有最纯粹的石头与树枝。

可惜，酒馆主人大约是不甘心退回石器时代的。他还要继续开他的民谣酒馆，继续弹他的西班牙吉他，继续收着顾客用洋人发明的互联网支付工具转过来的钞票。等到下一个十月三十一号，他或许还会再贴出一张告示，继续赚一波“爱国”的流量。

这就叫作“生意”。

只是苦了那些当真的看客。有的以为得了救国的真谛，在评论区里欢呼雀跃；有的以为犯了天大的罪过，吓得将戏服偷偷藏进衣柜。他们都成了这小小的巩义酒馆台阶上的戏子，演给那悬在半空中的、虚无缥缈的“正气”看。

我常想，中国人何时才能真正地自信起来呢？

真正的自信，绝不是靠关起门来排斥几个穿怪衣服的后生来体现的。看到别人穿洋戏服，能付之一笑；看到别人过洋节日，能泰然处之；知道自己的文化有深厚之处，也承认别人的文化有可玩之点——这才是大国国民的度量。

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竟会被几个涂着特效妆的青年在酒馆里喝了几杯啤酒就“冲淡”了，甚至“颠覆”了，那这文化也未免太像纸糊的泥胎，雨一下就塌，风吹吹就散了。

巩义的南山依然在那里，酒馆里的吉他大约也还在继续弹奏着。

十月三十一号的夜里，大约不会有“鬼怪”走进那家酒馆了。酒馆主人大约可以安然地坐在灯下，抚摸着那把西洋吉他，心里充盈着拯救了中华文化的满足感。而在门外，秋风吹过巩义的街道，落叶飘摇，街上走过的，依然是那些为了生计而奔波的、既不过洋节也不过古节的普通人。

这真是一场极其完美而又极其荒诞的戏剧。

我写完这些字，推开窗，外面的夜色正浓。不知哪里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极其高亢的乐曲，仔细一听，竟也是西洋的交响乐。

罢了，罢了。

魔鬼用刀剑禁锢人的肉体，而愚昧者却喜欢用“爱国”的绳索套住自己的脖子，还要顺手把绳头分给别人。巩义的这一张告示，不过是这漫长历史长河里的一朵小小的浪花，过几天，便被新的热闹掩盖过去了。

只是，那把被架在台上的吉他，若是有灵，不知在深夜被弹响时，会不会发出几声无奈的呜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