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2年4月，四川秀山县龙潭镇附近的邬家坡，几名当地群众在清理坡地时，发现了一具埋藏多年的遗骸。遗骸旁没有墓碑，也没有完整的姓名标记，最令人震动的是，骨骼的脚踝处仍套着一副铁镣。
消息传开后，相关人员赶到现场查验。经过走访、比对地方资料，并结合当年流传下来的线索，遗骸被认为属于红军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整整48年。
铁镣为何会留在遗骨上？这副刑具，牵出的是黔东独立师突围失败的那段往事，也解释了一个红军师为何几乎没有留下完整建制。
1934年9月底，黔东地区的地方武装被整编为黔东独立师，起初约有四千人，下辖四个团，贺炳炎任师长，熊仲卿任政治委员。那时，湘鄂川黔边区的斗争正处于紧要关头，红军既要保存力量，又要牵制敌军。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部队进行了调整。到1934年10月底，黔东独立师的编制和人数都明显缩减，王光泽接任师长，段苏权担任政治委员，部队只剩一个团，兵力约八百人。
兵少了，任务却更重。
红二、六军团准备向湘西方向转移，以便与其他力量形成呼应。黔东独立师则被留下，在黔东一带牵制敌军，尽量把追击部队吸引到自己身上，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阻击。主力一旦离开，留下的部队就很难获得及时支援。王光泽和段苏权清楚这一点，却没有把部队困在原地，而是决定主动制造动静。
独立师向西南方向迂回，利用行军路线和战场声势，造成主力仍在附近活动的假象。部队不断寻找敌军薄弱处，袭击小股部队，转移驻地。短短半个月，先后经历二十多次战斗，敌军的注意力被牢牢牵住。
有意思的是，这支部队当时人数并不多，却故意让敌人误判规模。夜间多点生火，快速转移，分路行动，再突然集中出击。这样的办法风险极大，但在山地环境中确实起到了迷惑作用。
11月10日前后，敌方逐渐摸清情况。贵州军阀王家烈担心部队屡遭袭击，命令部分追击力量回头围堵；四川军阀刘湘也调集川军加入行动。围攻黔东独立师的敌军，很快增加到上万人。
王光泽带队边打边撤，尽量利用山势和狭窄通道迟滞追兵。部队翻越海拔两千五百多米的梵净山后，虽然暂时摆脱了合围，人员和弹药却都已经消耗严重。
11月26日，部队攻打秀山县邑梅镇时，段苏权身负重伤。通讯班长李通珍把他背离战场，送往相对安全的地方治疗。这个决定使段苏权活了下来，也让这支部队留下了一条极其珍贵的见证线索。
两天后，王光泽率部行至大板场，突然遭到伏击。前后都有枪声，能够选择的道路并不多。他判断枪声稀疏处防守较弱，便带人向那里突围。
子弹很快打光。
剩下的人只能用刺刀、枪托和徒手格斗杀开缺口。突围后，王光泽身边只剩一百多人。山间大雾弥漫，敌军暂时无法看清红军的具体位置，他却没有把所有人重新集中起来。
“分开走，活下来的人去找部队。”
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已难以完全考证，但分散突围确实是当时采取的办法。王光泽担心集中行动再次暴露，便让战士们化整为零，分路寻找大部队。等所有人陆续离开后，他才独自上路。
遗憾的是，他后来在四川秀山县涌洞乡一带因口音暴露身份，被地方武装抓获。川军将领田冠伍得知后，派兵将他押解过去，并试图劝降。
王光泽没有答应。
劝降失败后，审讯很快变成了刑讯。敌人给他套上沉重脚镣，又用烧红的粗铆钉将铁镣钉死在踝部。身体遭受重刑，他始终没有透露部队去向和人员情况。
1934年12月21日，刘湘接到蒋介石方面关于就地处决的命令。田冠伍没有把王光泽送往重庆，而是将他捆在椅子上，押到一处荒山杀害。王光泽牺牲时31岁。
黔东独立师此后几乎全军覆没，大量战士没有留下姓名。王光泽的遗骸直到1982年才被发现，脚踝处的铁镣也因此成为这场悲剧最直接的遗存。地方资料中关于他的姓名、职务和牺牲地点，才有了能够相互印证的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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