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帅得知老部下墓地遭破坏，急令军区配合地方限期修缮！

20世纪80年代初，成都军区，年逾八旬的徐向前听到一个消息：老部下黄定基的墓地遭到毁坏，墓碑也已不完整。老人当即动了气，要求军区联系地方，限期修复墓地，重新刻写碑文。

这件事看似只是修墓，背后却牵着一段战火中的军旅情谊。黄定基去世时年仅39岁，徐向前却一直记得这位老部下在临汾、运城战场上的身影。对他而言，黄定基不是一个普通的干部，而是攻坚作战中最可靠的指挥员之一。

黄定基1913年出生于福建长汀南阳乡洪田村。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早逝后，日子很快陷入困顿。年幼的黄定基曾在乡间红白事上帮忙，有时还要充当吹鼓手，换一口饭吃。

生活逼着他早早懂事。

1929年，红军进入长汀一带并建立地方政权。黄定基参加赤卫队，同年7月加入红军，担任号手。1933年3月，他转为中共党员，后来从战士、班长、排长一步步成长为连长。长征结束时，他已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代理营长。

抗战开始后，黄定基曾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晋西事变后，他随部队回到八路军，出任决死第九团团长。那段时期，他还使用过“贾定基”这个名字。

改名并非出于个人喜好。1937年9月，黄定基被派往阎锡山部队开展统战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他将原名“黄定成”改成了“贾定基”。这个名字伴随他度过整个抗战时期，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请求恢复原名。

刘伯承看过报告后，没有同意他完全改回去，只批准恢复原姓。原因很实际：“贾定基”在抗战中已经有了影响，部队上下都熟悉这个名字。于是，他后来仍以“定基”为名，留下了这段特殊经历。

黄定基身体一直不好，肝病尤其严重。病发时，疼痛会让他难以行走，可战事一来，他总想赶到最前沿。

1945年10月平汉战役期间，他率部在魏庄一带作战。病情发作后，警卫员只好把他抬到团部。副团长张振华见状，劝他离开指挥位置：“你赶紧去休息，这里有我。”

黄定基摆了摆手：“仗打成这样，我怎么能在后面躺着？”

一句话，分量很重。

1947年8月，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组建，黄定基担任第二十三旅旅长。这个旅的骨干大多经历过长期战斗，和一些由地方部队临时抽调组建的部队相比，攻坚经验更为扎实。徐向前对这支部队格外重视，原因就在于它能啃硬骨头。

运城战役，正是一次证明。

在三打运城时，第二十三旅没有等待重型火炮，而是组织部队挖掘坑道，把炸药送到城墙下。爆破后，北城墙炸开十多米宽的缺口，主攻部队迅速突破。守军依托坚固城防的优势，被硬生生撕开。

这次作战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运城战斗不仅消灭了守军，也动摇了敌军依靠城市和据点固守的信心，攻坚经验十分宝贵。

1948年3月10日，临汾战役打响。徐向前准备借鉴运城经验，但临汾守军已有防备，连续破坏解放军挖掘的坑道。关键时刻，徐向前想到了黄定基和第二十三旅。

那时黄定基肝病发作，腹部胀硬，连饭都吃不下。身边人劝他休息，他却坚持到前线。有人提醒他病得太重，他回答：“临汾没有打下来，不能躺下。”

这不是一句豪言就能解释的事。坑道作业需要反复侦察，爆破位置稍有偏差，攻城部队就会付出巨大代价。黄定基必须亲自查看地形，掌握部队推进情况。身体越差，他越清楚自己不能把关键环节交给别人。

临汾城最终被攻克。1948年6月4日，战役结束半个多月后，华北军区第八纵队在洪洞曲亭镇举行祝捷大会。徐向前亲自出席，并根据中央批准，授予第二十三旅“临汾旅”称号。

这面旗帜由黄定基和政委肖新春接过。全军历史上，旅级建制获得正式荣誉称号的情况极为少见，“临汾旅”也因此成为独特的战斗荣誉。

太原战役前，黄定基的身体已经被长期征战拖垮。上级多次命令他到后方休养，他仍惦记着总攻。徐向前本人当时也在养病，中央得知情况后派医疗人员前往榆次。徐向前听说医疗队到了，立即想到黄定基和门国梁，要求把两人一并叫来会诊。

太原解放后，黄定基被送往北平治疗。病情稍有缓解，他又要求随部队南下。中央军委干部部门曾考虑让他留在北平工作，但他坚持回野战部队。1949年10月中旬，他南下重新指挥第一七九师，参加西南地区作战。

成都于1949年12月27日解放后，黄定基调任川北军区南充军分区司令员。由于身体原因，他没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而是留在后方工作。

1951年9月，黄定基病情恶化。西南军区立即上报，组织专门力量把他送医救治，医院还邀请有关专家会诊。遗憾的是，经过抢救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1951年9月20日，黄定基在治疗中逝世，年仅39岁。

他没能等到1955年授衔，也没有看到“临汾旅”后来长期保留的荣誉番号。可在徐向前心里，这位老部下始终没有被遗忘。墓地受损的消息传来后，徐帅立即要求军区配合地方修复，并重刻碑文。

碑可以重立，名字可以重刻。那面“临汾旅”的旗帜，则早已和黄定基的一生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