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12月，江西宁都，姬鹏飞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的部队改编，而是一次改变人生方向的抉择。此时的他还是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中的军医，穿着旧军装，手里却常常拿着药箱。宁都城内外形势紧张，部队给养困难，官兵厌战情绪越来越重。
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北方籍官兵不愿继续内战，纷纷提出“回北方，打日本”。第26路军被困于中央苏区周边，交通线屡遭袭扰，部队士气低落。红军在当地开展的群众工作，也让不少官兵看到了另一种局面。
姬鹏飞原名姬宏邠，山西临晋人，后来使用过“吉洛”这个名字。他幼年失母，家境贫寒，未读完初中便到西安谋生，后来考入军队创办的陆军医院。医学训练使他进入军界，也让他比普通军官更早接触到大量基层士兵。
宁都起义前，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将领已经开始秘密酝酿行动。1931年12月14日晚，留在宁都的部分团以上军官被召集开会，起义计划在会上宣布。有人拥护，有人迟疑，少数试图反抗者被控制，部队很快转入红军序列。
姬鹏飞事先得知消息后，没有选择旁观。他后来回忆：“我自愿参加红军。”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说明当时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对一个军医来说，投向红军意味着放弃原有身份，也意味着要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中重新开始。
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后，姬鹏飞凭借医疗专长担任军医处长，随后出任红5军团卫生部部长。他参加过赣州、龙岩、漳州、水口等地的战地救护。苏区药品极少，绷带和敷料往往要反复清洗使用，直到破损得无法再用。
那时，伤员能否活下来，常常不只取决于医生水平，还取决于能不能找到一块干净布料。姬鹏飞带领医护人员因陋就简，处理创伤、控制感染，也摸索出适应游击战争的救护办法。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姬鹏飞曾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带领野战医院随部队行动。医疗队常常走在队伍后方，既要照料伤病员，又要防备敌情。物资和食物不足，医护人员也远远不够，一个团有时只有一名军医。
长征途中，部队走出草地后，有人因长期饥饿突然进食过量而死亡。姬鹏飞得知后立即提醒部队：“先喝稀饭，不能一下吃得太多。”这件小事没有战斗场面的声势，却体现出他对部队管理和伤员保护的细致。
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卫生部部长，并在延安接受系统学习。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他参与新四军后方医院建设，后来由医疗岗位转入部队政治工作，担任苏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身份变了，面对的仍是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以及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使姬鹏飞逐渐从医务干部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抗战胜利后，他参加苏中战役，在如皋南战斗等行动中承担指挥任务。到了内战后期，他已成为华东野战军系统中的重要干部。
韦国清、姬鹏飞组成的“韦吉兵团”，并不是民间随意取的称呼。“韦”来自韦国清，“吉”则取自姬鹏飞曾用名中的“吉”。韦国清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姬鹏飞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外交战线，担任驻外使节，没有参加1955年的授衔。
1952年军队评级时，姬鹏飞曾被评为预备役中将级别，但1955年授衔时，他正在外交岗位上，因此形成了“评而未授”的情况。此后，他历任外交部重要职务，参与处理中美关系正常化准备等重大外交事务，后来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家领导职务。
姬鹏飞的妻子许寒冰同样参加过革命。她从南洋回国投身抗战，进入新四军后方系统工作，后来长期在外交部门任职。夫妻二人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也都把对子女的要求放在严格二字上。
他们的儿子姬胜德，十六岁参军，长期在部队基层锻炼，后来进入重要军事部门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被授予少将军衔，并担任总参谋部情报部门副职。
军衔和职务带来的是责任，不是护身符。姬胜德后来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渐偏离纪律要求，涉及受贿、贪污等严重犯罪。2001年，他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父母的资历没有成为减免法律责任的理由，这个结局，也给姬鹏飞一家留下了无法回避的沉重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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