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秋，河北遵化清东陵附近，村民王绍仪借着战事未息、守陵力量薄弱的空当，开始联络乡邻。他并不是突然闯入陵区的陌生人，而是早年滞留当地、长期熟悉陵寝地形的人。多年观察，让他知道哪里有守卫，哪条道路便于进出，也清楚那些石门和地宫意味着什么。
清东陵并非普通墓地。自顺治帝在清初选定遵化一带作为皇陵区域后，康熙、乾隆等帝王相继营建陵寝，皇后、妃嫔以及皇室成员也陆续安葬于此。陵区依山势布局，殿宇、石像生、神道和地宫彼此呼应，既是皇家陵寝，也是清代国家礼制的集中体现。
可惜，森严的制度并没有挡住乱世中的贪欲。
1928年，孙殿英部以军事行动为名进入东陵，盗掘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行动持续约七天，地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珍贵器物散失，尸骨也受到侮辱。孙殿英事后曾试图以军费、军械等理由遮掩，然而消息传出后，舆论震动全国。
王绍仪当时就在东陵一带。
据相关案件材料记载，他年轻时曾投身地方武装，后来因部队变故滞留当地。孙殿英盗掘时，他亲眼见到陵区被打开，也见识到文物、珠宝从地宫中流出。那场劫难没有让他引以为戒，反而使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危险念头：只要时机合适，便可再次进入陵寝。
这份念头藏了十多年。
王绍仪后来在村中安顿下来，平日以普通乡民身份生活，做些手艺活，和周围人来往并不显眼。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等待的，并不是工具，而是环境。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再起，许多地方的武装力量被调动，陵区守护难以维持原有规模。
1946年前后，东陵附近曾组织民众参与看护。王绍仪熟悉地形，又能接触村民，便开始暗中拉拢同伙。他向一些人许诺，打开地宫后可以分取财物。有人贪图利益，有人迫于压力，还有人抱着“拿一点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队伍很快扩大。
“这不是盗墓，是取回旧王朝的东西。”王绍仪曾用类似说辞煽动乡民。
旁人追问：“地宫里的东西，真能随便拿吗？”
他没有回答，只把炸药和简陋工具摆在众人面前。
这场行动并非专业盗墓者的精密作业，更像一群人在混乱中发动的集体破坏。他们使用炸药炸开石门，用粗糙工具撬动缝隙，进入一座又一座陵寝。地宫中的棺椁、随葬品和遗骸，均未得到任何保护。
关于受害陵寝数量，民间叙述中常出现“157座”的说法。严格说来，清东陵的核心陵寝、陪葬墓及相关墓葬数量，在不同统计口径下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1946年这次大规模破坏波及范围极广，参与者众多，许多墓葬遭到翻掘，文物损失难以完整统计。
两个月左右，陵区已经面目全非。
这次劫掠和孙殿英盗掘有明显不同。孙殿英依靠军队和武器，目标集中在乾隆、慈禧等大型地宫；王绍仪则利用当地熟悉度，把一部分村民卷入其中，形成扩散式破坏。人数一多，所谓分赃约定也迅速失去约束。有人私藏，有人争抢，甚至为了几件器物发生冲突。
地宫中的珍贵文物因此四散。一些器物被砸碎拆分，一些流入民间，另一些则在转移过程中失踪。对考古研究而言，损失不仅是金银珠宝，更包括器物组合、摆放位置、棺椁结构和墓葬制度等无法重新恢复的历史信息。
消息传开后，地方民众的不满不断积累。王绍仪原以为参与者越多，越能彼此掩护，实际却恰恰相反。人多口杂，利益冲突频繁，许多细节逐渐暴露。有关方面随后展开调查，部分涉案人员被控制，王绍仪则在追捕中逃亡。
他躲藏了多年。
1952年，王绍仪被捕并依法处理。这个曾经试图靠陵墓财富改变命运的人，最终没有成为富豪，反而在追捕和审判中结束了自己的道路。至于被掠走的文物，能够追回的只是少数，更多器物从此失去下落。
清东陵两次遭到大规模盗掘，背后并不只是个人胆大妄为。军阀混战、社会失序、守护力量不足，以及民众对文物价值缺乏认识，共同造成了灾难。王绍仪之所以能够纠集多人，也说明一旦权力约束松动，贪欲很容易披上各种冠冕堂皇的外衣。
陵墓可以修复，石门可以重建，散失的历史信息却无法全部追回。清东陵留下的残缺痕迹，正是1928年与1946年两次劫掠共同造成的结果。对那段案件而言，最清楚的结局不是传说中的宝藏去向，而是王绍仪被捕、文物大量散失，以及数百年陵寝秩序在短时间内被彻底打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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