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15日,美国洛杉矶,钱学森把一张烟盒纸递给蒋英。纸上写满蝇头小字,内容却关系到一家人的归国命运。蒋英没有用惯常的右手,而是换成左手,照着丈夫的草稿重新抄写,还刻意写得像孩子的笔迹。
这不是普通家书。钱学森要把它送给远在上海的陈叔通,可直接寄往中国,极可能被美国方面截留。夫妻二人商量后,决定先寄给在比利时的蒋英妹妹蒋华,再由她转寄国内。信纸皱旧,字迹稚拙,夹在普通家信中,外面看不出任何异常。
为了避开监视,钱学森一家来到商场。钱学森故意在门口停留,蒋英则装作继续购物。趁监视人员的注意力被丈夫吸引,她把信投入邮筒。信先到了比利时,随后辗转送回上海,最后交到钱均夫手中。
陈叔通收到信后,当天便转交周恩来。周恩来读完,立即意识到这封信的分量:“有办法让钱学森回国了!”此前,美方一直声称,愿意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已经获准离境,钱学森的求救信,恰好击穿了这种说法。
钱学森的困境,始于1949年。那一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已经是美国航空与火箭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有人通过香港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回国参与航空工业建设。钱学森接到消息后十分振奋,便和蒋英商议归国。
然而,国际环境迅速恶化。苏联在1949年8月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国内的反共情绪随之升高。麦卡锡主义扩散后,许多华人科学家受到审查。钱学森曾接触美国军事研究项目,自然成为重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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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到加州理工学院找他谈话,指控他与共产党有关,并取消了他参与机密研究的资格。钱学森否认指控,也决定离开美国。可是,他尚未踏上归国旅程,准备运往洛杉矶港口的行李便被扣下,其中包括约八百公斤书籍和资料。
事情很快升级。钱学森赴华盛顿参加相关听证期间,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曾劝他留下。钱学森没有接受优厚条件,仍坚持回国。随后,美国司法与移民部门对他采取行动,他被拘押十五天,缴纳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后才获释。
严格说来,钱学森并非连续五年被关在监狱,而是在释放后长期受到限制。他的电话被监听,行踪遭监视,还要定期接受移民部门询问。家人想出门,也常常只能在附近转一圈。钱永刚后来回忆,父亲为了减少麻烦,更多时间待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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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顿没有中断他的研究。被限制期间,钱学森完成了《工程控制论》,这部著作系统阐述了工程控制领域的重要理论。恩师冯·卡门读完后曾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美国方面希望他留下,但钱学森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科学家,不接受被归入美国科学家群体。
转机出现在1955年。蒋英收到一篮蔬菜,里面夹着一本画册。画册刊有1955年五一劳动节的照片,钱学森在画面中认出了陈叔通。陈叔通与钱家有旧交,钱学森幼年时便称他为“太老师”。这个偶然发现,让夫妻二人重新看到了一条隐蔽的联络渠道。
信中,钱学森写明自己已经被美国方面限制五年,时刻希望回国参加建设,同时指出,仍有其他中国同胞想回而不能回。他还附上一则《纽约时报》的旧剪报,内容显示,美国一方面认为他不宜离境,另一方面又不承认正在扣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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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抵达北京后,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准备展开。1955年7月31日,中国提前释放十一名美国飞行人员。8月1日,会谈开始,中方代表王炳南当面提出钱学森的书信,追问美方为何一边宣称已经解除限制,一边又阻止钱学森归国。美方代表难以作出合理解释。
美国国防部门后来判断,钱学森掌握的部分知识已经“过时”,继续扣留他的价值下降,这成为美国政府松口的因素之一。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蒋英和孩子登上归国邮轮,结束了在美国二十年的生活。
钱学森回国后,参与新中国导弹事业的创建。1960年10月17日,火箭发动机地面试车取得成功;同年11月5日,“东风一号”短程弹道导弹在西北地区成功发射。那封写在烟盒纸上的求救信,最终没有停留在个人命运之中,而是成为一次外交交锋中无法回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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