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为什么连宝玉的“好意”都不肯领？

宝玉怕湘云说错话得罪黛玉，好心使了个眼色。没想到，黛玉反而更生气了。

红楼人格观察 | 宝玉参禅(4)

黛玉

为什么连宝玉的“好意”都不肯领？

文|小风

还是宝玉的这个眼色，不单得罪了湘云，黛玉也炸了。

他到了黛玉门口，一开口就被推了出来。

黛玉说：

“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

宝玉辩解：我并没有比你，也没有笑你。

黛玉却说：

“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

宝玉确实没笑，黛玉当然知道。

但她恼的并不是笑。

“不比不笑”，并不等于什么都没做。

黛玉下面的话更严重：

“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他和我顽，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

黛玉当然不是贫民的丫头。她是林家的小姐、贾母的外孙女。

她这样说，却是在问宝玉：你是不是觉得，我一旦回嘴，就会让湘云失了体面？

在你心里，我竟然成了一个开口就会伤人的人？

同一个晚上，湘云也说了几乎一样的话：

“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别人说他，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说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说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头，得罪了他，使不得！”

湘云是侯门千金姐，更不是什么奴才丫头。

两个姑娘，一个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开玩笑，一个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会伤害别人的人。她们都把自己说到了最低处。

宝玉原本只想避免一场争执，却让矛盾急剧升级了，偏偏黛玉还有一句话在后面。

“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个偏又不领你这好情，一般也恼了。”

然后才说：

“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这个次序很有嚼头，因为黛玉真正的不满出来了：

“我恼他，与你何干？”

对，与你何干？

你硬插一杠子，到底是想保护谁？

一个眼色，真能让人如此受伤吗？

会的。

2010年，北京丰台。一家为十六岁以上心智障碍者提供支持服务的机构里，一个青年怒气冲冲闯进办公室，指着主任冯璐说：

“冯璐，我告诉你，以后没有我的参与，不要替我做决定。”

他叫阿超，二十五岁，是一位智力障碍者。

过去，冯璐和同事们一直很努力，希望这些青年过得快乐幸福。

她们把每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中秋节做手工月饼，定期举办生日会、联谊活动、卡拉OK比赛。

可结果却是很不讨好。

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青年们却投诉不断。

阿超说，机构就像动物园，经常有人来参观，却从来没人问过他们的意见。所有事情都是工作人员决定，安排好了再通知他们。

冯璐后来在演讲中说：

“我们发现，侵犯心智障碍者权利最多的人，往往是他们最亲近的人。”

这句话令人难受，因为它说的不是恶人。

那些工作人员确实关心青年们，愿意花时间、花力气，让他们过得更好。

但也正因为太关心，才容易把自己的安排当成别人的幸福。

而宝玉对湘云说的那番话，恰好是一次“安排好了通知他们”？

他替黛玉写好了性格简介：“多心”；替她预判了反应：“岂不恼你”；然后据此提醒湘云。

整个过程没有恶意，全是体贴。

可黛玉听见的却是：我已经被列进了一份需要小心对待的名单，而制定这份名单的人，偏偏是宝玉。

当然，阿超与黛玉的处境完全不同。

阿超面对的是自身能力被制度性地否认，黛玉面对的是一个眼色。

但两件事有一个共同之处：关于我的事情，别人替我决定了，而替我决定的人，恰恰是最想对我好的那个人。

阿超争的是“谁来决定”。

作家李兰妮的故事，则是“别人替你决定什么”。

1988年，李兰妮查出癌症，但那张病理化验单，被父母收了起来。

不是几天，而是十二年。

直到2000年，父母才把化验单拿给她看。

其间，1998年12月，癌症发生转移。父母仍然瞒着她，把她哄到一家区级医院做了简单切除，甚至伪造了化验单。

两位老人把真正的病理单藏在抽屉里，隔三岔五商量：到底要不要告诉女儿？

李兰妮后来写道：

“我属于最笨的癌症病人，我家人属于最傻的病人家属。”

这是自嘲，也是一句令人心酸的责备。

父母不是不爱她。

恰恰因为太爱，才不敢告诉她。

他们害怕女儿承受不了，于是替她决定了，她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

可这个决定背后，还藏着另一个判断：

你没有能力面对关于自己的事情。

欺骗可以被拆穿，拆穿之后还有机会重新开始。但这种判断会留在关系里。

从此，说什么话，传什么消息，哪些事情可以让你知道，都要先经过别人。

那张化验单藏了十二年，藏住的不只是一张纸，还有这个家庭此后所有对话的形状。

有人曾调查过一百七十六对伴侣，发现已婚者的亲密感，更多取决于伴侣是否认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不只是伴侣是否一味给予好评。

被准确理解，和被善意对待，是两种不同的体验。

前者是“你看得见我”，后者是“你对我好”。

黛玉那句“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恼的正是这个。

你既然是最了解我的人，为什么你了解到的，只有一个“小性儿”？

你把这个“小性儿”拿去提醒别人，回来还告诉我，这是为了我好？

李兰妮的故事当然不是黛玉的经历。但它把保护与看轻之间那条很难察觉的界线，显露得格外清楚。

一边是“我不忍心”，另一边却很像是“你不行”。

难道这样说来，所有的保护都是冒犯？

当然不是。

冯璐那场演讲里，还有另一个故事。

机构里有位被叫作“金美女”的青年，第一次在助理支持下坐公交车出门。

她一上车，就坐在司机旁边的侧位上，一路笑到下车，笑得司机好几次忍不住回头看。

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开心。

她说，自己从来没坐过这么大的车。从车里看外面的风景，实在太好了，连摇摇晃晃的感觉都那么有趣。

她姐姐后来感慨：

“过去我们一直为了她的安全着想，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出行，总是把她和我们绑在一起。坐个公交都能让她这么开心，看来是我们固有的思想和安排束缚住了她的自由。”

此后，家里人出门前会先问她想坐什么车，教她认线路、认站牌。

没过多久，她就能带着手机和一卡通，自己打车、坐公交出门了。

同一个家庭，同一个人。

家人的爱没有变，必要的帮助也没有撤掉。

只改变了一件事：

先问她想要什么，而不是先替她想好。

这才是帮助与代替决定的区别。

而宝玉从来没有问过黛玉，只是认定黛玉一定会生气，于是赶紧使眼色。

湘云顺口一句话，黛玉未必会当场翻脸。

倒是宝玉的眼色，把一句玩笑变成了三个人之间的一场风波。

而后面的故事，恰恰证明宝玉多虑了。

宝玉受了两边的气，一时想不开，竟然参起禅来，还写下一首偈语。

黛玉发现之后，拿了那张纸，“便携了回房去，与湘云同看”。

看看，人家黛玉是与湘云同看。

前一晚，湘云还气得收拾衣包要走。如今两个姑娘却已经凑在一起，研究宝玉写下的东西。

第二天，她们又与宝钗一起看。

宝钗看完，怪自己唱的那支《寄生草》惹出了这场风波，便要把纸撕了烧掉。

黛玉却拦住她：

“不该撕，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痴心邪话。”

于是三个姑娘一起去找宝玉。

黛玉当面问他：

“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

宝玉答不上来。

黛玉又替他的偈语续了两句。

宝玉原本写的是：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黛玉续的是：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宝钗赞叹：“实在这方悟彻。”

从禅理上看，黛玉确实比宝玉更进一步。

但放回这一夜的故事，也不妨读出另一层意味。

宝玉总想在两个人之间找一个立足之地，替她们维持关系。黛玉却偏偏把这个立足之地也撤掉了。

于是 “仍复如旧。”

没有郑重其事的道歉，也没有谁宣布和好。

四个人仍旧是原来的四个人。

黛玉并不需要宝玉替她维持与湘云的关系。

她自己就能走过去。

而把宝玉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念头里拽回来的，也正是那个被他惹恼的姑娘。

她只问了一句：

“尔有何贵？尔有何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