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史料：会馆的兴起，主要功能，以及如何运行？

会馆，现在比较常见的古建筑遗存，很多历史文化名城里都会馆类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会馆是怎么兴起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会馆其实出现的较晚，明朝之前并没有会馆。有些资料认为，最早的会馆是北京的芜湖会馆，依据是民国版的《芜湖县志》。

该地方志介绍，明永乐年间，芜湖籍户部主事谕谟致仕（退休）之时，在北京前门外的长胡同，向一位姓路的人家买了几间房子，还有一块地皮，托付给了同乡京官，创建了芜湖会馆。正统年间，路姓后人又想把这些地收回去，谕谟的儿子拿着地契打官司，保住了会馆。

但是，这种观点也有争议。民国的地方志，往往存在着记录不准确的问题，谕谟可能只是捐助了一些公产，正式的会馆当时还没有出现。

明万历年间的散文家、学者刘侗，在介绍北京城的专著《京都景物略》中明确写道：“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按照这种说法，会馆应该兴起于明嘉靖、隆庆年间。

会馆最初的功能是什么？有些通俗读物说是为了方便本乡的举子进京赶考。举子进京赶考，在京城举目无亲，生活很不方便，如果投宿本州、县人的会馆的话，就能得到很好的照应。

为本州、县的举人参加会试提供方便，确实是会馆的功能之一，但认为会馆就是为方便考生而设，是以偏概全了。会试三年才举行一次，一个州府的举子也才几人，不可能为了几个同乡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而专门建一个如此规模的会馆。会馆的功能是多样化的，为进京参加会试的同乡举子服务只是其中一项。

清道光年间《南昌县志》里记载的京师南昌会馆章程，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样板。

京师南昌会馆，由江西南昌籍乡贤于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捐建，一共有三处馆舍，均位于正阳门外，相距不过几百步。最早的一处位于长巷下头条，有房二十余间，被称为南昌老会馆；第二处位于老会馆的正对面，有房六间，仅可住六人，称为南州别墅；第三处位于长巷四条胡同，被称为南昌东馆，有房十二间，可住十八人。因此，南昌会馆一共可容纳40多人居住。

清朝时期，南昌籍官员，如刑部尚书刘吴龙、协办大学士彭元瑞、礼部郎中黄魏维烈等先后对会馆进京了捐资修葺。

《南昌会馆章程》规定，会馆最重要的任务是接待本县参加会试的举子，平时主要供留京候补官员等有官身的人居住。其中，举子进京赶考为第一重要接待任务，每年会试前两个月，在会馆里居住的留京候补官员必须全部搬出去，清空房间供考生居住。考试结束后一个月，他们可以再搬回来居住。如果候补官员获得了实缺官职，必须立即搬出。

无论是候补官员还是士子，均不得携带家眷居住会馆，房间分配以编号为序，不得任意挑选，不得多占。没有官身的人，一律不得在会馆居住：“此外如觅馆谋生、医卜星相者，槪不准其居住。”这些会馆一般不接纳同乡商人捐助，以避嫌。

会馆的管理实行轮值制，在京官员，每人值班两年，每年两人同值，每年换一人，实行以老带新。每年二月三日，全体在京官员在会馆进行大会，清理账目，核对收支，办理移交。

会馆内设用公共厨房，有几处炉灶，可以给居住者做饭，所有人均不得在房间另起炉灶做饭。

仆人只能居住下房、柴房，不得住正房，不得招戏子、缝妇等女性入内。

会馆的运行收支公开。

会馆在创始阶段，往往由一两位高官，拿出大量银钱买房置地，进行一次性投入。此后，如果又有同乡做了高官，也会追加大额投入，对会馆进行扩建或者翻新。古人乡土观念很重，对于会馆的一次性大投入的人，一般是该州县的京官领袖，此举能给他增加在官员中的威信，也会增强其在家乡的美誉度。

我们在地方志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版本，如：清康熙年间，安徽宣城官员一次性投入450两银子，购买正房27间建好宣城会馆；清乾隆年间，宣城人梅瑴成担任了左都御史（从一品），又捐出200两银子，在隔壁购买一所房子，增设一个新馆。

会馆的日常收入主要来源于官员捐助。

同乡官员来京，不论是否在会馆居住，都应该捐助会馆。其中，会试中式捐6两，选拔贡生捐3两。京官中，七品捐4两，六品5两，五品6两，四品10两，以此类推。外放的实职翻倍，知县20两（正七品），知府30两；漕运等肥缺又翻倍。无论京官还是外放的官员，超过四品的，捐助银两在四品的基础上，不设具体数目上限，量力而行。

值班的官员，每年核对捐助银两，没有按时缴纳的，还要负责上门催收：“倘不送到，即由值年人催取，务期照议归款，以笃乡情。”

三年一次的会试结束后，在京官员要在会馆举行宴会，对新科进士进行庆贺中试，资金来源由官员们另外赞助。

会馆的支出主要为日常维护费用、节庆典礼、祭祀、在京官员去世的抚慰费用、小额救济费用。

考试年份，举人入住会馆，一般不需要缴纳费用，考试前两个月可入住，考试后一个月必须离开。候补官员等入住会馆，需要缴纳一定费用。如《歙县会馆章程》规定，候补官员或者进京办事官员入住会馆，每间房每月缴纳银子三钱。

明清时期，京师的会馆大多集中于前门一带，有几百处会馆。

有些读者可能会纳闷，文学影视作品里不是有很多商人也住会馆吗？

是的，前文介绍的主要是官员们在京师创办的会馆，类似于今天的“驻京办”。中国古代，官商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商人也大量创办会馆，但与官员们的会馆完全是另外一套运行模式。

在京城，除了官员们创办的同乡会馆外，还有同乡商人创办的会馆，同行业商人创办的行业会馆。这些会馆的管理和运行，就比官员会馆随意很多。官员和士子一般不会入住商办会馆，以免被人说官商勾结。商办会馆经常唱戏，商务酒宴应酬活动，也被官员们认为是有辱斯文。在京的同乡官员，一般只在背后为商人会馆撑腰，而不会在明面上有太多联系。

商会会馆，一般由大商人创办，会馆向同乡商人收取会费，另有店铺等公产对外出租，以维持开支。商会会馆除了提供食宿外，还对会员间买卖拖欠、合伙纠纷、商号违规等，进行协商公断。同乡会馆还以会馆为核心，抱团对抗官府牙行勒索、争夺码头与市场等资源。

地方的会馆，一般都是民间商人所创办，即使是当地主官为同乡人，也不会太多参与活动，以避免被人弹劾。

明清时期的会馆，官商殊途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同乡之间的相互支持，也是通过私下接触，一般不会用会馆这个平台。影视剧中，那些官员与商人聚集在会馆，明目张胆大吃大喝的场景，现实上基本上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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