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0年8月23日，山东曲阜孔府内宅，王宝翠临盆。产房之外，北洋政府派兵设岗，府门内还有军官坐镇。一个孩子尚未睁眼，已经牵动了官府、孔府和整座曲阜城。
这场格外隆重的戒备，并非普通人家能够享有。孩子的父亲孔令贻，是孔子第七十六代孙，也是当时的衍圣公。按照孔府传统，衍圣公爵位由孔氏嫡系承袭，而孔令贻多年没有儿子，继承问题自然成了大事。
孔令贻的原配早年病逝，后来续娶的夫人曾生下孩子，却不幸夭折。到了晚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只得将身边的丫鬟王宝翠收为侧室。偏偏就在她怀孕期间，孔令贻病重卧床。
临终前，他留下意思明确的嘱托：侧室若生下男孩，便由这个孩子承袭衍圣公。话传出去后，孔府上下不敢怠慢。谁也不愿看到爵位继承出现争议，更不愿让外界怀疑孩子的身份。
因此，王宝翠生产那天，孔府内外都被严密看守。军队在附近布置防务，府中各处有人值守，产房外的情形甚至带有几分审验意味。说到底，他们要确认的不只是母子平安，还要确认这个男孩确实是孔府血脉。
有意思的是，孔庙正南门也在这一天打开。此门平日并不轻易开启，只有皇帝出巡或举行祭孔等重大礼仪时才会使用。为了迎接孔府继承人，旧日礼制中的特殊待遇，被再次搬进了现实。
孩子出生后，曲阜城很快响起鞭炮声。孔府各房、当地士绅以及与孔府往来密切的人家纷纷道贺，驻曲阜军队还鸣放了十三响礼炮。后来人们常说，这是国家为一个婴儿庆生，虽有夸张成分，但当时礼制、军政与孔府身份交织在一起，确实形成了罕见场面。
这个孩子就是孔德成。1920年，他出生百日之际，北洋政府正式下令，准其袭封衍圣公。如此年幼便承袭爵位，在历代衍圣公中极为特殊。只是荣耀背后，也有令人唏嘘的隐情。
王宝翠在孔德成出生十七天后去世，孔府对外解释为产后受风、医治无效。关于她的死因，后世一直有不同说法，但能够确认的是，她没有机会亲自抚养这个孩子长大。孔德成自幼便被放在一个充满礼仪和家族规矩的环境里。
五岁时，他名义上成为孔氏私立明德中学的校长；八岁时，又开始主持修订孔氏宗族大谱。这些安排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是孔府为了维持宗族秩序和传统象征所作的制度安排。年幼的孔德成承担了一个成年家族领袖的名号，却未必真正拥有相应的决定权。
1935年，国民政府改定其身份，取消“衍圣公”爵号，改授“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名称变了，职责却仍与祭祀孔子、守护礼制密切相连。这种变化，也反映出旧式爵位正在被现代国家官制重新包装。
婚姻同样经过郑重筹划。孔德成后来迎娶孙琪芳，她是清代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孙女，家世书香。婚礼采用半新半旧的方式，新娘穿白纱礼服，新郎穿长袍马褂，礼仪仍保留跪拜传统。孙家从北平运送嫁妆，车马辗转，直到婚礼前一天才基本办妥。
原定参加婚礼的政界人物不少，蒋介石也在计划之列。偏偏婚礼前几天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留，曲阜方面消息滞后，婚礼因此迟迟未能开始。直到孙桐萱赶到孔府说明情况，仪式才在下午举行。
“不能再等了。”
这句话并非什么戏剧化安排，而是当时局势骤变下的实际选择。孔府婚礼再隆重，也敌不过全国政治风云的突然转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日本方面曾试图拉拢孔德成。孔德成没有接受。日军占领曲阜后，约一百二十名日军进入孔府大院，孔德成此前已经奉命连夜离开，前往重庆。临行前，他安排族叔孔令煜代管奉祀事务，并按月发给薪金。
这一走，就是十年。1947年，孔德成夫妇短暂回到曲阜，却很快又离开。此后，孔德成迁往台湾。1948年，他出任国民大会代表，任职延续多年；1949年，又在台北重建家庙，继续处理祭祀与孔氏事务。
1955年起，孔德成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长期讲授中国古典文献与传统文化。直到2008年初因病停止授课，他的大半生已经从孔府礼制中的“继承人”，转为大学讲台上的教授。那个出生时令军队守护产房、让曲阜鸣放十三响礼炮的孩子，最终把人生落在了典籍、讲席与传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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