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6月5日上午，上海万国公墓，邓颖超护送宋庆龄的骨灰来到宋氏墓园。原定十点举行安葬仪式，墓园里却早已站满前来送别的人。天气闷热，许多人等候多时，邓颖超看了看现场，作出一个看似细小、实则很有分量的决定：仪式提前五分钟开始。
她没有把这件事看成程序上的变动。对邓颖超而言，宋庆龄一生最看重的，正是对人的体谅。人群冒着酷暑前来，不能为了等待一个刻板的时间继续忍耐。于是，她轻声宣布：“提前开始吧，先生也会同意我的。”
这里的“先生”，指的是孙中山。邓颖超与宋庆龄的交往，正是从孙中山仍在世时开始的。1924年，孙中山北上期间，邓颖超有机会见到宋庆龄。那时的中国，革命阵营内部风云变幻，女性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更要承受远超常人的压力。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抬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宋庆龄坚持维护孙中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邓颖超也以中共代表身份参与相关工作。一个是孙中山的夫人，一个是共产党人的代表，两人立场和经历各有不同，却在维护统一战线、推动妇女解放等问题上形成了共同语言。
那不是泛泛的私人交往，而是共同承担风险的合作。北伐时期，宋庆龄与邓颖超、何香凝等人都参与妇女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宋庆龄公开反对背叛革命的行为，邓颖超则转入更加艰苦的革命斗争。道路不同，目标却没有因此改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两人的联系重新密切起来。邓颖超曾受中央派遣从事统一战线和妇女工作，并在香港等地与宋庆龄会面，推动抗日救亡及妇女界的合作。1941年，宋庆龄在重庆受到严密监视，邓颖超仍设法前去看望。那些谈话未必留下完整记录，却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信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上海解放后，邓颖超前往迎接，并陪同她北上。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后，她与邓颖超在妇女、儿童和社会福利事业上有了更多合作。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性格并不完全相同。宋庆龄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言谈举止沉稳明快；邓颖超长期从事秘密和公开的革命工作，处事细密，极重实际。工作场合，她们讨论政策和事务；私下相处，却有着亲人般的自然。
宋庆龄年长于邓颖超，也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但她从不摆出前辈架子。邓颖超照料她的生活起居，宋庆龄则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这种称呼背后，不只是礼貌，更包含着长期共同经历风雨后形成的依赖。
两人对儿童事业的关注，也有着相似的底色。邓颖超与周恩来没有留下亲生子女，却长期照料烈士遗孤和战争中的难童。抗战时期，她参与推动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尽力为流离失所的孩子安排生活与教育。宋庆龄同样把儿童福利视为重要事业，持续为孤儿、病童和贫困儿童争取医疗及生活保障。
1981年春天，宋庆龄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严重。5月中旬，她仍坚持出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工作人员原本准备了播放讲话录音等预案，但她决定亲自到人民大会堂发言。轮椅、车辆和电梯都作了特殊安排，她最终用英语发表了约二十分钟的讲话。
那次公开露面，成为她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回到住所后，她长期卧床，病情反复。一次短暂清醒时，她问起照料庭院的花匠安茂成，还想听他唱歌。安茂成抱来一盆月季，站在病房外唱起宋庆龄熟悉的歌曲。声音不高，却让这间充满药品气味的房间多了一点生活气息。
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她去世前曾对身边工作人员留下过关于仪容和安葬的嘱托。工作人员为她整理遗容，并将一方绣有兰花的手帕放在她手中。这个细节没有宏大的意味，却很符合她一贯的性情：简朴、克制，也保留着自己的选择。
6月3日，宋庆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翌日，邓颖超等人护送骨灰前往上海。6月5日，宋庆龄安葬于万国公墓宋氏墓园。面对熟悉的遗像，邓颖超流下眼泪，却没有让告别仪式变得冗长。她把开始时间提前五分钟，像是替一位老朋友完成了生前最在意的那份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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