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狱中等到开庭前，中方联大弃权投票：ICC扩权该收了

一位年届七十九的菲律宾前国家元首，如今正被拘押于荷兰海牙一处狭小的单人囚室中，已逾二十个月之久。他并非寻常涉案人员，而是曾执掌马尼拉最高行政权的领导人。更令人错愕的是，将其羁押的国际刑事法院（ICC），菲律宾早在七年前便已正式退出——2019年3月17日，马尼拉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退出文书，完成全部法定程序。

11月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大会厅内，一份关于国际刑事法院2025年度履职情况的决议草案历经表决：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决议虽获通过，但支持率不足全体成员国半数。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国际司法机构行使职权，必须以尊重各国主权为前提；任何超出安理会授权或缔约国明示同意范围的管辖扩张，均缺乏正当基础；中方不承认该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单方面启动司法程序的合法性。

这番表态看似平和克制，实则时间经纬清晰可察——杜特尔特案实体审理 scheduled 于11月30日上午10时，在海牙第三审判分庭正式启动。孙磊发言当日，距开庭仅余二十八个自然日。

由此引出一个关键追问：中国自始未签署《罗马规约》，既非ICC缔约方，亦未接受其强制管辖，为何偏偏在此刻发声？其立场背后，究竟承载何种法理关切与制度警醒？

联大投票现场那笔账

先细看11月2日那场表决的数字结构：93票支持，13票反对，36票弃权。联合国现有193个会员国，实际投下赞成票者尚不足总数一半。这一比例本身，已构成对ICC当前公信力最直观的量化折射。

反对阵营名单耐人寻味：美国、俄罗斯、以色列。三国在联合国场合罕见同步亮明立场，足见议题敏感度之高。美国于2002年即宣布退出《罗马规约》；俄罗斯于2016年11月正式提交退约函；以色列则从未批准该条约，长期持保留态度。

中国选择弃权而非反对，此中分寸极为审慎。反对意味着彻底否定机制存续价值，弃权则表明：我暂不背书，亦不全盘否定；我保留判断空间，同时敦促机制反思边界。

孙磊发言直指两大结构性矛盾：其一，对已正式退出《罗马规约》的国家，法院是否仍保有持续管辖权；其二，仅因犯罪行为某一构成要素发生于缔约国境内，即推定整体案件属其管辖范畴。他强调，这两项实践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质疑，亟需法院系统性检视其法理依据与适用尺度。

通读全文，孙磊未提及“杜特尔特”三字一次。但在场外交官心知肚明：全球现役被ICC羁押的前国家元首，屈指可数；而菲律宾退出规约已逾七年，其前总统却仍在海牙囚室等待审判——这恰恰是第一条所指矛盾最典型、最尖锐的现实映照。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ICC院长赤根智子当日未能亲临联合国总部。受美国制裁措施限制，她被禁止入境纽约，最终只能通过预录视频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一个标榜全球司法权威的国际机构首脑，竟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拒之国门之外——此类情形若置于二十年前，几近不可想象。

因此，11月2日这场表面例行的年度审议，实为ICC成立二十余年来最具张力的一次制度性体检。93票赞成数字之下，反对与弃权合计达49票，占比接近三分之一。中国这张弃权票，绝非临时起意的外交姿态，而是向一个正在经历深层合法性危机的国际司法机制发出的郑重警示。

一个退了群的国家，凭什么还被审

要真正理解孙磊发言的深层分量，须将杜特尔特案置于《罗马规约》履约史中逆向梳理。

2011年11月1日，菲律宾完成《罗马规约》批准程序，成为第117个缔约国。该日期构成ICC主张管辖权的时间基准点。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推行强力禁毒政策，官方统计死亡人数逾六千，多个人权组织估算则突破万人量级，相关行动合法性与必要性始终存在巨大争议。ICC检察官办公室锁定的调查焦点，正是2016至2019年这段任期。

2018年2月，ICC正式通知菲律宾政府，拟就禁毒行动中是否存在反人类罪启动初步审查。杜特尔特回应果决：立即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启动退约程序。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退约自秘书长收到通知满一年后生效，故2019年3月17日成为菲律宾法律意义上的“脱约日”。彼时他公开表态：“菲律宾是独立自主的共和国，绝不允许外部势力借人权议题实施政治操弄。”

按常理推断，国家既已离席，相关司法程序理应终止。事实却截然相反：2021年9月15日，即菲律宾退约两年六个月后，ICC预审分庭正式裁定，准许对菲律宾情势展开全面调查。其核心逻辑在于：所涉行为发生于菲律宾仍是缔约国期间，退约不影响既往事实的司法追溯力。

这一解释是否具备充分法理支撑？查阅《罗马规约》第127条原文可见，条款仅规定退约生效时间，并未就退约后法院对既往行为的管辖权作出明示安排。ICC单方面援引“持续管辖”原则予以延伸解释，此举在国际法学界长期存在激烈交锋。本质上，这是法院通过司法造法方式拓展权限，而非缔约国集体授权的结果。

2025年2月10日，ICC预审分庭签发针对杜特尔特的逮捕令，指控其涉嫌以谋杀方式实施反人类罪。一个月后，79岁的杜特尔特自香港启程返菲，飞机甫一降落马尼拉机场，即遭菲律宾国家警察当场控制，当夜即被转移至专机直飞海牙。踏上海牙土地那一刻，迎接他的不是外交礼遇，而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报。

此处存在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细节：执行移交指令的，是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而杜特尔特不仅是其政治盟友，其女莎拉·杜特尔特目前仍担任菲律宾副总统职务。

然而面对ICC逮捕令，小马科斯政府选择了配合引渡。莎拉事后发布视频称：“必须警惕司法工具化倾向，防范外国力量违宪干涉本国内政。”此番表态虽在菲律宾国内引发舆论涟漪，却未能撼动既定司法协作进程。

自2025年3月12日入押海牙拘留中心起，杜特尔特已历多次关键程序节点：2026年4月22日上诉分庭驳回其管辖权异议；4月23日确认全部指控成立；5月22日否决其以健康状况为由提出的临时释放申请；10月8日裁定其具备出庭受审能力——每一道司法程序，辩护团队均已穷尽救济途径，终无逆转可能。

此处需秉持客观立场申明：禁毒行动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追责确有必要。但责任追究主体应属谁？是菲律宾本国司法机关，抑或远在海牙的国际法庭？根据《罗马规约》确立的“补充性原则”，唯有当国家司法系统“不愿或不能”行使管辖时，ICC方可介入。而现实中，菲律宾政府并未启动国内司法程序，ICC却主动代行其职——这究竟是伸张正义，还是越俎代庖地替主权国家履行其本应自主决定的治理职能？

一年跑掉五个国家，ICC到底怕什么

再向纵深剖析，孙磊为何选择此时发声？答案指向ICC建院以来最严峻的信任滑坡期。

据美联社2026年9月统计，过去十二个月内，已有委内瑞拉、乍得、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五国正式宣布退出《罗马规约》。

截至2026年，ICC缔约国总数为125个，一年流失5席，流失速率在当代国际组织中极为罕见。更早之前，南非与布隆迪已于2017年退出；美国、俄罗斯则从未真正参与。

细察这五国共性：全部隶属全球南方阵营，四国位于非洲大陆，一国地处拉丁美洲。而翻阅ICC历年办案记录可见，被告席上几乎清一色为非洲国家前政要及武装团体首领。

至于西方国家在阿富汗、伊拉克、关塔那摩等地的行为，检察官办公室虽曾立案初查，但最终结果多为搁置、撤案或大幅限缩调查范围。

2020年ICC检察官申请对美军在阿富汗涉嫌战争罪展开全面调查，美国随即启动制裁机制，将检察官及多名法官列入黑名单。迫于压力，ICC最终收缩调查范围，案件实质进展停滞。相较之下，对已退约的菲律宾前总统却持续施压、步步紧逼——此种鲜明反差，孙磊虽未点名，但立场已昭然若揭。

笔者常向读者提示一项朴素判准：评估国际机构公正性，勿轻信其宣言，重在观察其行动对象。它敢于起诉非洲小国元首，敢于追诉拉美前领导人，却对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国民始终保持“案卷内绕行”的克制姿态。这并非司法中立，而是权力结构下的选择性执法。

那么中国此时发声，真是为杜特尔特个人奔走吗？显然不是。杜特尔特执政时期对华关系总体平稳，确为事实；但中国在联合国平台的每一次表态，皆立足于国际法基本原则与普遍性制度关切，从不因私人交谊而动摇立场底线。

孙磊所点出的两条争议焦点——退约后持续管辖权、基于部分要素的管辖延伸——实为未来可能套用于任何非缔约国的制度模板。今日ICC可用此逻辑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明日即可援引同类法理，对任意未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主张司法管辖。

这才是中国真正忧虑的核心所在。关注焦点不在杜特尔特是否被判有罪，而在于：一个未经主权国家明示同意的国际司法机构，能否借“反人类罪”等宏大罪名，不断突破管辖权的原始边界？一旦此类先例固化为通行实践，所有非缔约国都将面临同等制度风险。

11月30日的庭审，预计将以ICC既定程序推进。杜特尔特辩护方就管辖权问题已上诉至最高层级，悉数被驳回。后续将进入证据质证、证人询问等实体审理阶段，此类案件周期长达三至五年实属常态。但程序走完不等于公信力自动达成，判决结果能否获得广泛认同，仍取决于整个司法过程的正当性根基。

笔者观点明确：国际刑事司法的初心值得珍视，但当一个机构对退约国穷追不舍、当其掌门人被常任理事国拒之门外、当全球南方国家出现排队式退约潮——这个机构已站在制度存续的十字路口，亟需一场深刻的自我诊断与范式重构。

中国在联大所作表态，绝非为杜特尔特个体鸣冤，而是代表所有珍视国家主权平等、拒绝外部司法强加的联合国会员国，共同捍卫国际法治中那条不可逾越的基石性原则——“主权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