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都文联”看一种“街道文学”的可能

王玉龙||从“宝都文联”看一种“街道文学”的可能

文化学者看宝都

从“宝都文联”看一种“街道文学”的可能

王玉龙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组织版图中，街道一级的文联机构并不多见，能够持续运作六年、形成刊物、活动、发表、评奖“全链条”的，更是凤毛麟角。

山东潍坊昌乐县宝都文联的存在本身，比它做过的任何一件具体事情都更值得讨论。一个街道层面的文联机构，由一群不计报酬的文学志愿者驱动，持续运作六年，办刊物、出书、评奖、办会、推作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学生产链条——这在当代中国基层文化治理的版图中，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异常值。讨论它，不该停留在“点赞”或“挑刺”的层面，而应追问：这种模式何以可能？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它又受制于什么？

它填补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组织真空

中国文学的组织体系，长期呈现“一头强、一头弱”的格局：国家级、省级作协掌握着发表资源、评奖通道和话语权；县市级作协勉强维持运转；而再往下的街道、乡镇、社区层面，几乎是组织真空地带。业余写作者散落在各行各业，有写作冲动，有生活经验，却没有同侪社群、没有发表出口、没有反馈机制。

宝都文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真空中搭建了一个低门槛的文学公共空间。志愿者办刊、公众号推送、作品向省市级报刊推荐、纳入《昌乐文学年鉴》——这些机制的设计逻辑，不是选拔精英，而是让写作这件事在基层变得“可见”和“可参与”。一个街道上的普通作者，不必先加入某级作协才能获得发表机会，不必跑到市、省才能参加研讨会。这个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文学体制层级化的一种基层修补。

“志愿者+行政支持”模式的双面性

宝都文联的运转，依赖两个支点：街道行政资源的背书，如场地、合法性，以及文学志愿者的无偿劳动，如编辑、组织、写作。这个组合在基层文化工作中并不罕见，但宝都文联把它做出了持续性，这一点值得分析。

行政支持提供了制度性存续的底线——没有街道的支持，一个纯民间的文学社团很难在基层存活六年。志愿者的赤诚则提供了超出行政逻辑的活力——他们不计名利地办刊、办会、推新人，这些工作如果纳入行政考核，大概率会被简化成台账和照片。

但这个模式也有其结构性脆弱。数年来，郝际文、王爱民、张洪贵、鹿萍、肖淑红、雷京平等一大批志愿者为宝都文联默默支持，组织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少数关键人物的个人投入、依赖当地文学爱好者们的无私奉献。一旦这批人因年龄、精力或生活变故而退出，组织能否延续向好，是一个未被回答的问题。基层文学组织的“人格化”程度越高，其可持续性就越需要打上问号。这不是宝都一家的可能困境，而是几乎所有基层文艺社团的共同问题。

发表成绩单的背后

宝都文联成立六年来的产出是实打实的：一名中国作协会员、若干名省作协会员、作品进入《诗刊》《小说选刊》《参花》《香港文艺》等刊物，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各大门类。对于一个街道级组织，这个成绩单足够亮眼。

不过，我们也可以继续追问：这些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是“宝都的”作品？ 发表版图的扩张，证明的是宝都作家具备了进入各级刊物门槛的能力；但一个基层文学组织的价值，既在于它培养了多少“符合刊物标准”的作者，也在于它是否催生了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能长出来的写作。

郭建华当年“为农民立传立言”，其分量更在于他的写作与昌乐农民的生活世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宝都文联把郭建华树为传统，就应该用这个标准来检验自己的产出：六年下来，有没有出现一部作品，是离开了宝都的语境就无法被充分理解的？有没有一篇小说、一首诗、一部散文，让人在多年以后仍能从中读出昌乐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呼吸与命运？如果有，那才是文脉真正的赓续；如果暂时没有，那么活动密度和发表数量就仍然停留在“组织成绩”而非“文学成绩”的层面。

“新大众文艺”给了一个名分，但路要自己走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倡导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政策话语，确实为基层文学组织提供了合法性资源。但政策名分不等于实践路径。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命题，是让更广泛的人群成为文学生产的主体，而非仅仅是被书写的客体。宝都文联的志愿者结构、社区企业采风、公众号开放投稿，在组织形式上契合了这个方向。但考验在于：它能否让普通劳动者从“被采风的对象”变成“执笔的人”？采风式写作——作家走进社区企业，了解民生疾苦，写出“有温度、接地气”的作品——这没问题，但同时，它预设了写作者与被写作者之间的位置差。新大众文艺如果要落到实处，更需要的是让工人、农民、小店主自己拿起笔，或者至少让他们的表达以某种方式进入文学生产，而不是永远作为作家笔下的“素材”。

宝都文联有一个独特的资源：它所在的地方，既有李清照的车马、李成与苏轼的脚印，又有浩然当年打麦场上畅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还有刘锡诚与冯立三走向中国文艺的最高殿堂的道路，更有城市化进程中产业转型的当代现场，场景是丰富的，文脉是贯通的。

宝都文联的优势，就是它扎根在这样一个有历史厚度、有社会转型样本意义的街道之中：老爷车公园背后的产业变迁、东村打麦场到城市社区的空间转换、农民立传的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的对话。这些都是“宝都文学”不可让渡的题材优势。如果把这些资源仅仅当作活动的背景板，而未能转化为作家、作者笔下真正有分量的作品，那么“街道文学”就只是一个组织概念，而非文学概念。

而如果宝都文联能在“新大众文艺”的框架下，让更多普通劳动者成为文学表达的真正主体，而不只是被书写的对象，那才是对那条从李清照到浩然到郭建华的文脉最诚实的赓续。

一个样本的意义，在于它提出的问题

宝都文联再启航，值得肯定的是它六年来证明了一件事：在基层，文学组织可以不以行政考核为目的，而以写作者的社群需求为驱动。这个经验对全国无数个缺乏文学组织的街道、社区具有参照价值。

但它提出的问题同样尖锐：人格化驱动的组织如何制度化延续？发表数量的扩张如何转化为地方性写作的深化？采风式的“深入生活”如何兼容真正的主体性表达？行政支持与志愿精神之间，如何避免各种消耗？

一个街道文联的六年，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但它至少让这些问题变得具体、可见、有据可查。对于基层文化研究而言，一个有六年实践记录的样本，比十篇呼吁重视基层文学的文章更有价值。

宝都文联的意义，其实不一定在于它已经做成了什么，而更在于它用六年的持续行动，把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命题摆上了台面：基层文学的活力，究竟应该生长在什么样的组织土壤里？

王玉龙，男，1973年生，潍坊寒亭人。鲁网(山东新闻网)潍坊频道新闻中心副总监。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潍坊市作家协会会员，潍坊市寒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风筝联合会品牌提升与国际传播委员会委员潍坊市优秀记者潍坊市记者河长潍坊市历史文化名城推介官，潍坊"城市精神"优秀传播者。

主编荐语

宝都文联重新启动，迅速引起各界的关注，继几位著名诗人发来祝福和希望之后，文化学者、传媒大咖王玉龙老师专门写了洋洋洒洒的长文，总结宝都文联经验，提出街道文艺发展壮大的路径和问题。我辈同仁，任重道远，问题暂时没有答案，需要我们共同在实践中探寻，解答，应对，但愿会有一张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