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南海保健医生对往事的琐忆（上）

文/王凡

和马苏高叔叔见面，听他回顾自己的保健大夫生涯时，他已经从北京医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多年了。他人很和蔼，言谈之间，笔者感觉就像面对一位慈祥的老大夫。

谈着谈着，笔者发现我们还有些特殊的缘分，因为马苏高叔叔刚到北京开始从事保健工作不久，还曾兼过中南海幼儿园的前身、香山幼儿园医生和副园长。他的夫人徐淑琴阿姨（为叙述简便，后面的叔叔、阿姨都将省略)，后来也当过中南海幼儿园的检验技师。而笔者幼年就曾在这两个幼儿园生活过，也许生过什么小毛小病，就经过他们的治疗。

当年念的那些经文，如今一句都记不得了/父亲把他们寄养在一位姓曹的民主人士家/七七事变后，就再也没了父亲的音讯/他知道青年抗敌决死队是打日本鬼子的/

马苏高出生在山西省运城，但他们家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运城人，祖上是宁夏的，他们是回族。对自己家族的来历和源头，他是很久以后通过他的一个表弟，才查清楚的。因为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参加了革命。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对许多回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不是很了解，受的影响不是很深。但人生最初的一些礼仪，他还是知道一些并曾经履行过的，例如到清真寺洗澡，念经，做礼拜。但参加革命后，经历了战争，经历了后来紧张的工作，就都中断了，当年念的那些经文，如今也一句都记不得了。

因为父亲的家境比较贫寒，马苏高8岁以前，一直是在自己的外祖父家里生活的。外祖父姓陈，他的家相对殷实一些，但他究竟以什么为业，马苏高早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当时他的年纪太小，而且在后来因为母亲的病故就彻底断了联系。

当年一起住在外祖父家的，还有马苏高的母亲和妹妹。马苏高到了读书的年龄，外祖父就送他在运城上了小学。8岁的时候，马苏高的母亲因患盲肠炎病故了，他父亲就带着他和妹妹离开了外祖父的家。

父亲把马苏高他们带走后，寄养在他认识的一位姓曹的民主人士家里。马苏高记得这位姓曹的民主人士，当年的家在运城小谢家巷7号。

后来，马苏高的父亲又结了婚，结果马苏高和他的妹妹被父亲从小谢家巷接出来，送到了临汾农村的继母家中。马苏高说：“这是我第二个外祖父，他姓袁。他们家有几亩地，种的是麦子，我到这里后，农忙时节就帮着干些农活。”

在继母的家里住了有一年多，父亲在太原找到了新的工作，就又带着马苏高他们离开了临汾，到了太原。马苏高记得他们当时的家当少得可怜，全部行李用两辆自行车就驮上了。

父亲的新工作，是在太原铁路局做铁路乘警，但他并不在太原到某处的路段，而是跑的从石家庄到北平这一段路。每次父亲回家，总给马苏高兄妹带一些在农村甚至在北方普通城市也很少见的水果，像香蕉、橘子等等。孩子对好吃的东西往往容易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所以都还记得。

七七事变前，父亲又去了呼和浩特谋生。开始还有联系，但七七事变后，华北渐渐处于战乱状态，马苏高他们就再也没了父亲的音讯。从这以后，继母为了养活马苏高兄妹，就到太原的一家卷烟厂当女工。由于做工的收入菲薄，继母不得不把原来住在城里的房子退掉，搬到了城外郊区，租了一间平房。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日军在七七事变后，占领了北平、天津，华北地区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马苏高亲眼看到了爱国学生们的游行请愿活动。虽然此时的马苏高还属少年，但也朦胧地产生了爱国和抗日的意识。就在这时，同院的一位叔叔对马苏高说：“小马，跟我走吧？”

“上哪儿去呀？”马苏高问。那叔叔说：“参军去，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去。”马苏高说：“我这么小，人还没有枪高，到军队里能干什么呀？”那叔叔说：“先去了再说，看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马苏高知道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打日本鬼子的，就跟着这位邻家的叔叔到太原城里，报名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马苏高人小，在部队里当不了战士，只能当勤务兵，给连长、指导员打扫房间，端个洗脸水什么的。

在部队里过了一个多月，马苏高拿到了第一笔津贴。当时恰逢中秋节就要来临，马苏高就用这笔津贴买了几块月饼，请假回了趟家，和继母、妹妹吃着月饼，团聚了一次。

一炮打出去，就听前面喊：“打着自己人了！”/司令员说：“小鬼，你站在这儿，不怕死吗？”/发表了一通演讲，题目叫《打倒汪精卫的徒子徒孙》/进山采药，迷路掉到了山沟里/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逼近太原，局势越来越紧张，马苏高所在的部队开始向南转移。转移时部队都是靠两条腿行军，辎重则都是用雇来的骆驼拉。马苏高因为人小，步行跟不上队伍，就坐在骆驼背上。就这样，他跟着队伍到了他继母的老家临汾。

到临汾后，部队重新进行了调整，马苏高被分配到了8连。不久， 8连被改编成迫击炮连，马苏高也从勤务兵转为一名炮手。此后，马苏高所在的部队，又转而向晋西北方向进发，渡过了汾河，来到文水、交城、临县、离石一带活动。毛泽东逝世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的老家就在这里，这一带后来属于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

马苏高记得当时他们所属的是晋西北军区的第四军分区，军分区司令是雷任民，他解放后当了外贸部的副部长。政治部主任是王力生，他后来是山西省军区的政治部主任，他的爱人叫王繁，是新四军的一位老大夫。

连队刚改编为迫击炮连不久，就在一次部队行军中与敌人遭遇。走在最前面的3营，立即与敌人交上了火。马苏高他们连得知前面交火了，赶紧支好了迫击炮，向前面射击。但因为刚配备上迫击炮，还没怎么训练，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匆匆忙忙地一炮打出去，就听前面喊：“打着自己人了！打着自己人了！”

于是，马苏高他们又赶紧再重调发射角度，可调整好后，炮弹放进炮筒却打不出来了。他们只好把炮筒反过来，把炮弹倒出来，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当时也不懂得，好在当时也没出什么事。战后，人家给他们迫击炮连编了个顺口溜，叫做：“迫击炮，瞎胡闹，打不出去往外倒……”

当时，马苏高年纪还小，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打炮的时候，他就直立在一边看。这时，他们的司令员来到马苏高身边，说：“小鬼，你站在这儿，不怕死吗？”听司令员这么说，他这才知道要隐蔽。在那场遭遇战斗中，马苏高所在连的一位排长牺牲了。马苏高说：“他不是单身汉，他还有老婆和孩子。”马苏高感觉到了战争的残酷，一个家庭就这样一下就残缺了。

1942年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在这期间，马苏高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建军第四还是第五周年的时候，部队举行了一次纪念大会。

为了把纪念大会搞得热烈一点，所有的连队都要准备表演节目。马苏高因为在太原时读了几年公立的第一实验小学，就算是有点文化的士兵了，加上他平时也比较爱学习，所以被连队推选出来，要他在纪念会上演讲。

为了给连队争光，马苏高对演讲做了充分准备，写了一篇演讲稿，题目叫《打倒汪精卫的徒子徒孙》。结果，他的演讲还在纪念大会上被评为第一，得到了一些奖品，有两条肥皂、几条毛巾。马苏高把奖品带回连队，与大伙一起分享了。

在这之后，马苏高被送到120师医训队学习。当时医训队的所在地，就在距黄河不远的赵家川口。医训队里有两个班，一个是医生班，一个是药剂班。马苏高被分在药剂班，学司药。

◆八路军120师医务干部训练队旧址。

那个时候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很艰苦，由于经常流动作战，部队自己没法生产粮食，全靠从敌占区购买。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很严密，购买好的粮食运不进根据地，只能由部队利用夜幕掩护，进入敌占区去把粮食背回来。

背粮食没有专门盛粮食的口袋，就用裤子把两个裤脚扎起来，装满了粮食搭在肩上扛。马苏高年纪小，扛不了多少，而且来回要行走100多里，他跟上队伍很吃力，因此只扛过一次，就不要他再去了。当时扛回来的粮食，有大麦、小米，但更多的是黑豆。

部队的伙食，主要就是用黑豆磨豆腐剩下的豆腐渣，掺和大麦做的粥，有时是掺和小米。没有什么菜，更很少油水。笔者原来采访过一个抗战期间也是在晋西北根据地的老八路，也听说那个时期的晋西北，除了战斗的残酷，就是生活的艰难。

冬天，部队的被服都很单薄，要靠烧炭火取暖。部队的驻地也没有炭，要到120多里以外的地方去背。因为路太远，背上的炭渐渐的就背不动了。沿途一点一点地丢，回到部队的驻地，往往丢掉了大半。马苏高也参加了一次背炭的行动，真正尝到了筋疲力尽的滋味。

那时的马苏高刚十五六岁，正在调皮的年纪。一天，战友们都背炭去了，只有他留守在医训队。他在村子里转悠，看见枣树上结的枣子熟了，就爬到树上摘枣子吃。

教导员知道了此事，就批评马苏高，说他违反了群众纪律，并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这给马苏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他牢牢记住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当年那位教导员，就是后来成为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卢长林。新中国成立后马苏高调到北京，因为工作又走到了一起，见面时忆及当年，又都想起了这件往事。

从医训队学习结束以后，马苏高先是到军分区的后方医院，在药房当司药。后来到了19团，又下到连队当卫生员、消毒员、看护员，基层部队医务方面的工作，他全都干过了，所以很熟悉。

从事医务工作，特别是担任药房工作后，马苏高才了解到根据地的医药非常缺乏。主要靠武工队到敌占区去买，或通过别的渠道设法弄一些来。部队的钱财有限，靠部队的经费买来的药，根本不够用。这就要靠医务人员自己上山采集一些中草药，以补充不足。

军分区医院驻地不远就有座山，马苏高还记得他们采过一种叫麻黄的草药。把这种草药挖回来后，熬制成膏状，当遇到感冒、发烧的病人，就让病号吃点麻黄膏。还有一种草药叫远志，可以用来止咳、去痰。

有一次，马苏高自己牵着一匹马进山采药。马背上挎着筐，采到的药就放在里面。他一面走一面采，走着走着就进了大山的深处，结果迷了路。他钻了半天，也辨不清回家的路，只好就认准了一个方向一直往前走。

天渐渐暗了下来，又加之心里着急，马苏高一不小心掉到了山沟里。他说他那匹马真好，马见他掉下去了，在没人赶的情况下也下到沟里。马苏高就继续拉着马往前走，最后竟然转到了一条比较宽的山路上，顺着山路，他走回了19团的后方医院。

杨主任从延安来时带来了许多医学方面的书/无所顾忌地给两个孩子做了诊断治疗/经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安排，马苏高去了朱豪医院/黄树则、郑学文带着马苏高做尸体解剖/搭乘常乾坤的车到了石家庄/

后来，马苏高被调到了晋绥军区的第六军分区，这个军区辖下有岢岚、忻县、五寨等地。到了第六军分区以后，马苏高基本上就离开了前线，在后方医院工作。开始在第六军分区司令部的卫生处，后来到军分区的后方医院，在那里做看护员。

◆解放战争期间的马苏高。

军分区后方医院的医务主任姓杨，他有时会给马苏高他们上上课，讲讲医学知识。因为他从延安来时带来了许多书，马苏高对学习已经有了很高的兴趣，就经常向杨主任借医学方面的书看，自己学习。他战争年代的医学知识，主要就是这样通过读书自学，结合在实践中摸索，逐渐积累和提高的。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总政治部秘书长魏传统，来到晋绥军区的第六军分区暂住。在此期间，傅钟的孩子晓钟，魏传统的孩子兰兰都患了感冒，到军分区医院来治疗。

医院的医务主任老杨，见是首长的孩子，就担心诊断出差错，迟迟没有对症下药。马苏高当时年轻气盛无所顾忌，心想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就是治病救人，有什么好犹豫的，就凭自己掌握的相关知识，对两个孩子进行了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他遇到问题就记下来，赶紧翻书查阅，采取相应的措施，终于使两个孩子痊愈了。

傅钟的爱人刘小甫、魏传统的夫人刘超，见马苏高工作态度认真，责任心也比较强，也肯钻研业务，就想让马苏高跟随着他们。当傅钟、魏传统一行离开第六军分区的时候，他们询问马苏高：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去，马苏高表示愿意。

就这样，马苏高跟着傅钟、魏传统他们，从山西到了河北的建屏县（即后来的平山县）。当时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夹峪村，在这里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等单位，距离中共中央工委的所在地西柏坡约5里远。

1947年，经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安排，马苏高去了朱豪医院。朱豪是一个村子的名字，医院因建在这个村子里而得名，是在傅连暲的领导下组建起来的。医院的医务人员，主要来自原来延安的中央医院和中央门诊部。

◆朱豪医院旧址。

能到朱豪医院工作，马苏高很高兴，觉得到这里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马苏高到朱豪医院后，被安排在内科，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他记得当时的内科共有四位大夫。三位女大夫，一个是郑学文、一个是姓唐的大姐、一个是李慎；男大夫只有任玉洪一人，马苏高和他住一个房间。

任玉洪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在延安时期曾负责过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袖的保健工作，还曾经给朱德总司令当过保健大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局副局长。

当时朱豪医院的院长是谢华，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副院长是黄树则，他还兼着医院的内科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中央保健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马苏高在朱豪医院一面学习，一面兼当院医。在此期间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一次黄树则、郑学文带着他做尸体解剖。因为当时医院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有一个伤寒病人没治好死了，要做尸体解剖。在解剖的过程中，黄树则给马苏高讲解了一些有关的知识，并指给他看伤寒病的主病灶。马苏高说，那是他第一次看人体解剖。

在学习有了一定的提高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成立了，马苏高就被派往马列学院当大夫。马列学院在建屏县的米家沟口，从西柏坡往沟深里走一二十里路就到了。当时的院长是刘少奇，主要负责人和授课教员有陈伯达、杨献珍，学员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县级以上干部。许多在这里学习毕业的学员，马苏高在后来的工作中还遇见过。

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在那里建立了白求恩医科大学。副院长黄树则建议马苏高去那里，进行更系统的学习，马苏高对此求之不得。傅钟听说了此事，也觉得是件好事。于是，马苏高就去了白求恩医科大学学习。

马苏高准备从建屏县动身的时候，正好原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常乾坤被调往东北，去我军的第一所培养飞行员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当校长，马苏高就搭乘他的车到了石家庄。

那时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大部分学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部队中挑选的、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员；一是从大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对从部队挑选来的人的考试很简单，给你一张报纸，能够顺利地读下来一段就算合格了。这样，马苏高通过了考试，成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学生，又开始了久违的学生生活。

没能当选学生会主席，他倒觉得很高兴/1月28日，志愿军首次在朝鲜北部发现美军散布的带细菌媒介物/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人的村子，50人患了鼠疫/毛泽东也发出号召：“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办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

白求恩医科大学创建于石家庄，但却没有一直在这里办下去。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白求恩医科大学随后就搬到了天津。到天津后，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马苏高的医学后半段课程，是在到天津后的第一军医大学完成的。

第一军医大学的校址，就在天津原来的陆军医院，在学习期间每个学期都要在学生中选期长，负责年级的学习生活等事务。马苏高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曾被选为副期长、期长，主要是管学习。

后来，同学们还推选马苏高当学生会主席，但他一个劲地推脱说自己的身体不好，不能胜任。他说他当时有点私心：觉得好不容易得来的学习机会，不应被其他的事情耽误了。最后他没能当选，但他倒觉得很高兴，认为能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了。

也是在大学读书期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1952年1月，美国在朝鲜战场处于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为配合“绞杀战”，秘密地在中国和朝鲜部分地区实施了细菌战，企图在中朝军队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制造疫区，杀害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挽救其军事上的败局。

当时美军施放的细菌附着媒介物有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甲虫，老鼠、兔子、青蛙、鱼、鸟，糖、饼干、蛋糕、肉食，树叶、棉花、鸡毛、传单、慰问袋等等。经检验发现这些细菌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以及植物炭疽菌、大豆紫斑菌等10余种，以鼠疫杆菌和伤寒杆菌为最多。此外，美军还投放了包括糜烂性、窒息性、神经性、刺激性等10多种化学毒剂。

◆美军投放的带有细菌的蚊虫。

1952年1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在朝鲜北部发现侵朝美军散布的带细菌的媒介物。2月20日至3月9日，朝鲜北方的居民中，发现13人被传染患了霍乱，其中9人死亡。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人的村子，就有5 0人被细菌传染患了鼠疫，其中有36人死亡。3月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发现16人患鼠疫，44人患脑炎与脑膜炎，43人患其他急性病症，其中36人死亡。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得到来自志愿军的报告后，很快断定这是美军在进行大规模细菌战。2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到志愿军的第一次报告当天，就采取紧急措施，研究对策，进行防疫部署。接着，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不断发出紧急防疫指示和命令。

2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志愿军，“据许多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注意。……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清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

当美军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领土的时候，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采取广泛的防疫措施，进行杀虫灭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爱国防疫卫生运动。同时还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进行的细菌战，既不要麻痹，也不要恐怖，树立必胜信心。

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军事委员会为了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决定将原来的中央防疫委员会进行改组，由周恩来、陈云、郭沫若、李德全、贺诚、苏井观、彭真、罗瑞卿、滕代远、章伯钧、陆定一、谢觉哉、李书城、章汉夫、聂荣臻、粟裕、刘澜涛、萧华等18人组成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亲自担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委员。并以周恩来的名义，对美军实施细菌战发表严正声明和抗议。毛泽东也发出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反细菌战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当时负责中央保健工作的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也参加了此项工作的领导。他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优秀细菌、昆虫、植物、病理、临床、流行病学专家，前往疫区考察。一方面以科学的证据揭露细菌战罪行，一方面对反细菌战进行防疫指导。当时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共计2万余人，投入了防疫工作。

◆消杀设备。

与此同时，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八国著名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由国际科学委员会世界知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前往朝鲜、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各调查团通过现场调查，收集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大量证据，并根据这些证据分别公布了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行径。

当这些调查团来到中国时，傅连暲指派中国的有关人员，协助调查团工作，为他们提供大量确凿的证据。在收集到大量的证据和相关资料后，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牵头，在北京、沈阳、柏林和维也纳等地，举办了“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展览会用确凿的事实和科学的结论，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行径。

在北京的展览会期间，有关方面从北京和北京周边的医科大学中，调集了一批大学生，参加展览的讲解工作。在天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也派学生到北京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马苏高当时在学校担任24期学员的期长，学校领导让他带了十多位学员前往北京。

马苏高说：“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北京的‘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就办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和同学们看了有关的材料，每天就在天安门城楼给来参观的人进行解说。”

中央办公厅两个长途电话把他调到北京/一进中南海门诊部，接待他的是老熟人郑学文大夫/郑学文给马苏高安排了几位特别照顾的对象/紧急时刻，采用了特殊的人血疗法/

其实在举办“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期间，马苏高就已经在实习。他毕业后就留在了第一军医大学。他很喜欢留在学校工作，因为在学校能够继续学习，更深地研究。

一天，马苏高在学校的医院参加一个手术，在手术中担任第三助手。手术进行过程中，有人来叫他，说是北京来的长途电话，中央办公厅要调他去工作。马苏高说他当时不想离开学校，就没有去接电话，继续做手术。

谁知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叫他，说还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一定要他过去工作。学校方面也认为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他应该服从。马苏高想：自己是共产党员，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了，就是个人再有什么想法，也必须服从上级的决定。

就这样，马苏高来到北京。他自己分析把他调到北京，大概是两个人起了作用。一个是黄树则，他当时任中央军委卫生部教育处的处长。他和马苏高有师生之谊，在朱豪医院的时候，马苏高跟着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到医科大学深造，最初也是黄树则的建议，他对马苏高也比较了解。

第二个起作用的人，就是朱豪医院的内科大夫任玉洪。他此刻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卫生处处长。马苏高在朱豪医院的时候和他共事了较长时间，马苏高在那里做实习医生，内科就他们两个男医生，相互也比较了解。马苏高估计，是他们两个人商量后，觉得调他到中央机关搞医务工作比较合适，就把他要来了。

马苏高来北京后，先去任玉洪那里报到。两天后，他被安排在中南海门诊部上班。马苏高说那天他进了中南海门诊部，进门一看，接待他的又是个老熟人——朱豪医院内科的大夫郑学文。她此时是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

郑学文给马苏高布置了工作，并在门诊部的附近为他安排了住处，那时南船坞的宿舍楼还没有盖好。

在1950年的年底，由于任弼时的逝世，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分外重视起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下面，设立了保健科，由在延安时期就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徐福静任科长，担负着住在中南海里和附近的中共中央领袖们的保健医疗工作。

中南海门诊部，和行政处的保健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门诊部当时的医务对象，是中南海内除了首长以外的所有干部和工作人员，主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几个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那几个单位是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政治秘书室、机要室、警卫处、行政处等。

马苏高刚到中南海门诊部的时候，门诊部除了郑学文以外，还有两个医生。一个是李志绥，一个是刘健，加上马苏高一共是四位。后来刘健到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去工作了。

郑学文在给马苏高布置工作时，除了要他做好门诊工作以外，还给他安排了几位特别照顾的对象。一位是已去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一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

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马苏高知道了当时在中南海做医务工作的，还有保健科、供应站、防治科等单位。195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处与行政处合并，改称警卫局，保健科改为保健处，总管中南海里的医务工作，处里有三个科：保健科、门诊部、食品检验站。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听说马苏高调到北京来了，就让他到自己家里做客。马苏高与他熟悉，还是因为当年给他的孩子治病。他利用休息时间，去了住在万寿路一带的傅钟家。傅钟和他见了面，鼓励他努力工作，还送给他一支金星钢笔。

◆马苏高、徐淑琴夫妇。

也是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期间，他又被安排与何志泉大夫一起，交替到在香山的中央办公厅幼儿园做过一段时间的医生，同时兼幼儿园的副园长。就是在幼儿园，马苏高认识了在这里工作的徐淑琴，她曾两度当选为三八红旗手，后来他们结为夫妻。

马苏高还记得，有一次幼儿园的大部分孩子感染上了麻疹。因缺乏急救药，就采用了一种土办法来治疗，把孩子的父母找来抽些血，再打到孩子的体内，以此来进行治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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